私有之弊
随着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很多本地的出租车车主不再自己开车，前来淘金的外地人成为温州出租车司机主力。
据卞浩亮初步测算，市区3328辆出租车，在岗不到万余名司机中，安徽人就占了65%左右，本地司机仅占10%至15%。
据调查，温州三分之二车主将车辆承包给他人经营，承包人被称为“包头”。“包头”多为个人和汽车修理厂，有的修理厂最多承包30余辆车，个人承包一般不会超过5辆。“包头”们又将出租车再次包给第三人，甚至出现“四包”。
同时，还存在“小包”、“大包”。“小包”指司机只交给车主租金，养路费、修理等费用由车主打理。而“大包”则是司机不但要交租金，且费用由其承担。的哥黄海军说，“大包”多为新车，签约时间比较长，司机多为朋友、老乡和亲戚组成，比“小包”成本合算得多，一般月增收在六七百元以上。
温州市运管处副处长杜成威曾介绍说，他们甚至发现了“三包头”、“四包头”，这就进一步压缩了一线驾驶员的利润空间。为了能赚钱，出租车司机就会只顾多拉快跑，造成了恶性循环。
据一些出租车司机反映，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拉客、拼车、拒载、使用假钞等事情屡有发生。“我们压力也很大，”温州市运管处发展宣传科科长李克说，除了难以调查取证外，对司机处罚也很艰难，“罚多了，司机就有反抗情绪，罚少了，他们还是屡教不改，这个度很难把握。”
一份调查资料显示，温州出租车司机收入已经从10年前月收入3000-4000元降到目前的1500-2000元。
但为何温州出租车司机情绪基本平稳？卞浩亮认为，温州80%以上的出租车司机来自外地，如不堪忍受经营压力，他们可以一走了之，最多与车主闹经济纠纷，不至于有过激行为。
安徽阜阳籍的哥刘夫才认为，外地司机过来开车就是为了赚钱，一旦停运必将造成损失。
另外，目前温州司机供大于求。的哥黄海军说，目前温州至少有4万人取得出租车驾驶资格证，但市区3328辆出租车只需万余名司机，“你不干，照样有人愿意干。”
“运营”模式嬗变
2002年，出租车的社会地位和形象已经比较差了，与交警等方面关系也不好，成为一个“什么人都来管”的行业。温州出租车志愿服务队成立，就是为了有一个出租车行业性组织，帮助改善行业形象。同时，大量民间资本看好出租车投资，一个出租车经营权甚至被炒至140多万元，如今又回到110万元左右。此时，出租车不再是温州人就业渠道，而俨然成为一个高度市场化的投资品。
“原先认为比较好的‘政府-车主’两级管理模式，在实际运作中已经发生质的变化”，温州市运管处法制宣传科科长李克说。
卞浩亮说，温州出租车模式已衍变成“政府-车主-司机”，这与北京、上海等出租车“政府-公司-司机”三级管理模式已经没有太多区别。京沪司机给公司缴纳“份儿钱”，而温州司机给车主缴纳“班费”(即租金)，名份不一样，但实质已非常接近。
更值得关注的，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中介公司又成为重要环节。原先“政府-车主”的两级管理模式，如今已被放大为“政府-车主-中介-司机”四层运作关系。温州龟湖路上，就集中了大量出租车中介公司，这些公司成功介绍一辆车出租，向司机收取300元至800元不等的中介费。
李克说，这些中介公司处于工商、运管、税务等“三不管地带”，“他们有营业执照，工商部门说不能查，税务又说不好查，我们运管部门根本没权查。”
于是，去年温州市运管处摸索出一种“政府-车主-托管公司-司机”管理模式，由托管公司从不同车主那里承包出租车，车的原隶属关系保持不变，公司只负责聘请、培训、管理驾驶员，以及车辆的日常营运、维护和保洁等工作。李克说，由于挂靠公司不放权，托管公司难以集中大批量车，同时托管公司又有点类似于中介公司，为司机减负又存在问题。
卞浩亮说，判断出租车模式的优劣，最关键指标是司机的感受及产生的社会效果。
他认为，北京、上海出租车公司化模式的缺点是，在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劲提高“份儿钱”，司机却处于高风险状态。而温州个体经营模式，司机同样要为车主打工，只不过车主是个人而非企业，在利益最大化下，“班费”之高也令司机无奈驾车狂奔。
“京沪模式和温州模式，均存在一些毛病”，卞浩亮认为，政府应该让利于民，把出租车纳入市民就业渠道，而不应该成为一种投资品，也不宜公司化商业运作。在他看来，“政府-司机”的两级管理模式比较可取，“如果司机不开了，政府有权收回，再给下一个司机。”
据权威知情人士透露，时隔十几年之后，温州将于明年再投放300-500辆出租车，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这批车的运营模式，“肯定不会再拍卖了，与之前模式肯定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