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实施一年多以后，在2010年面临着不得不被动收紧的风险。三季度GDP增速高达8.9%，10月份的PMI数据升至55%以上，CPI负增长幅度继续收窄，在年内就可能转正。零售、投资、出口环比增速均在加快，中国经济正在由复苏期进入稳定增长期。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逐步将货币环境回归正常化具备安全边际，宏观经济复苏因为货币趋紧而夭折的风险较之半年前降低很多。

从 去年11月新增贷款开始暴增至今的一年多时间，中国货币环境的整体特征为非正常化状态，主要表现为信贷数据急升、M2增速远远超出经验值17%和存贷款基 准利率偏低等。无疑，在去年9月份之后中国经济增速面临“硬着陆”的时候，启动非比寻常的货币流动性刺激政策有着不可争议的合理性。但是，当新增贷款达到 10万亿元、信贷GDP比接近130%、M2增速达到30%的时候，经验和常识已经让我们无法再坐视这些数据继续出现离谱般增长。

除 了投资暴增可能招致的实体经济过热以外，通货膨胀也可能在短暂离去之后再次附体艰难复苏中的宏观经济。水电油气及蔬菜、食用油价格在近期出现普遍上涨，足 以反映真实的通胀已经悄然发生。一些地区部分品种断货现象明显增加，说明居民的通胀预期初步形成，开始提前囤积商品以应付可能到来的高通胀。而资产价格通 胀早已经发生。A股今年涨幅超过了50%，房地产更是在天量信贷的支撑下快速地结束下跌态势，演绎着坚硬的泡沫逻辑。实际上，在货币环境如此宽松之下，若 不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这本身也就不正常。

是的，在经历了近一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开始承受流动性过度宽松所带来的结构加速失衡、物价上涨、经济过热趋势等诸多负面效应。因此，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退出机制已经成为最要紧任务。

2004 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货币政策逐渐收紧的周期。其中，2006年之后的三年是宏观货币政策频繁收紧以遏制通胀的时期。直到雷曼事件爆发前的 三个月，央行还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那几年，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人民币升值、商品泡沫持续堆积和全球性高通胀等诸多复杂的因素。虽然在经历了持续多次的 升息和调整准备金率之后，货币政策基本回归了偏紧的状态，但却是以打击出口企业、提高民营企业财务成本和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在货币政策执行的过程中， 很多时候货币政策目标都与后来的现实背道而驰。比如2007年和2008年央行持续10多次的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但是每次调整之后，通胀都出现加速上涨 的趋势，上轮通胀8.7%的峰值正是出现在升息周期接近尾声之际。

上轮紧缩周期显 示，货币环境的正常化“宁早勿晚”。在2004年一季度投资增速达到43%之后的半年，中国央行曾经果断采取了升息的决定，并在一年后进行了汇率机制改 革。但可惜的是，在2005年和2006年，货币政策紧缩进入了暂停期，由于当时强有力的行政调控表面上打断了经济趋热的迹象，使得货币政策也随之错误地 间歇。直到2007年3月之后，在不断飙升的经济金融数据和暴涨的股市楼市的催生下，货币政策才真正开始了紧缩之旅，只不过那时候通胀趋势已经形成，实体 经济热火朝天的景象遍布全国，此时再紧缩很明显已经慢了“好几拍”。今日结构失衡，一定程度上与货币政策迟钝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