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现代“司马迁”

      时至今日，在浩瀚的中国文坛上，“叶永烈”这个名字与其说是“多产作家”的代名词，不如说，他是历史忠实的“记录者”。因为更多的时候，叶永烈不是在做单纯的文学构思及创作，而是力求真实、还原真相的历史记录；在叶永烈的笔下，读者看到的是作者不加粉饰、近乎原汁原味的“历史”，叶永烈就是那个真诚、真实的“历史记录者”。
    我已不识故乡路
    采访叶永烈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尽管访问、交流的时间只有一天，但前期的准备工作，整整用了三天。三天，记者查寻了大量叶永烈的相关资料，并试图翻阅他的著作、以期能先行读懂这位从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温州，走出去的“高产作家”的心声。
而今，年已七旬的叶永烈和妻子杨蕙芬定居在上海。杨蕙芬也是温州人，原是一名中学老师，退休后就成了叶永烈的助手，“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叶永烈比较喜欢用宋代诗人范仲淹诗句自勉自诩，他也以一种淡泊、超然的调侃形容了自己居于沪上的状态。
在徐汇区的黄金地段，叶永烈夫妇拥有一套带游泳池的跃层商品房。然而，听起来很“豪宅”的房子，其实极其简陋，装修是最简易不过的了，而且已经很陈旧，踏着木板楼梯上楼，久经年月的木板甚至还会发出“吱吱”的响声。楼上的游泳池早已抽干了水，变成了叶永烈的专属“图书馆”和“档案馆”，堆满了各类藏书、叶永烈自己的书籍样本、和叶永烈那么多年采访积累下来的一手、珍贵档案。
    两个孩子长大了、都“远走高飞”了，留在了国外工作、生活，叶永烈和妻子除偶尔去国外和孩子们团聚外，其他时间基本上就以上海为“据点”，一如既往、执著地笔耕、“生产”着他的文字作品。杨蕙芬则协助叶永烈搜集、整理素材。
    有采访过叶永烈的上海和外地的记者曾这样说：叶永烈其实并不健谈。我并不以为然。人与人能畅所欲言，是需要一种缘分的，这种缘分有时候是有渊源的，有时候却仅仅只是感觉。当然，这种微妙的“感觉”其实也是缘分的一部分。而我对叶永烈的访问进行地顺畅，则“缘”于家乡温州、温州话，还有就是，叶永烈很多时候跟我一样也是一名记者，一名肯四处奔走、肯深入挖掘，执著、且性格里有着倔强份额的一线记者。
定居于上海，也时常会有家乡的访者前来做客，有沾亲带故的，也有冲着叶永烈的名气的，夫妻俩总是怀有这样的“歉疚”：“岁数长了，也不喜热闹了。长辈过世之后回家乡就少了，所以，故乡留给自己的印象，仍是童年时的记忆。”
此次，对于来自家乡温州的记者，叶永烈夫妻则有着一种淡淡的惊喜，虽然最近几年，叶永烈偶尔也应邀回到过温州，但乡音无改鬓毛衰，夫妻俩便感叹：“温州变化太大，很多路被拓宽、改造得认不出来了！”1994年，叶永烈曾回了趟温州，后来写了篇温州散记，题目叫做《不识故乡路》，“除了市中心旧城区之外，我‘不识故乡路’了!我常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所以很多人都称我‘上海作家叶永烈’，其实我是温州人！”是的，无论是接受媒体采访还是在作品介绍里，“我是温州人”，叶永烈说他从不敢忘。
    什么都写的大杂家
谈不上天赋和灵气，只有踏踏实实地笔耕。确切地说，叶永烈的名气和成就是勤勤恳恳“笔耕”出来的。叶永烈是第一批换笔、改用电脑写作的中国作家之一。电脑写作，大大提高了写作效率，同时也减轻了写作的劳动强度。曾有人这样开玩笑：“如果跟谁过不去，就叫谁把《叶永烈文集》抄一遍！”如果每天抄五千字的话，抄两千万字也得四千天！虽是玩笑话，却生动描述了叶永烈半个多世纪里劳作的无限艰辛！毕竟快速“高产”，也得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敲）出来！
叶永烈的身份也很“多元”，除了作家、教授、科普文艺作家外，还做过编剧和导演。他曾以萧通、久远、叶杨、叶艇等笔名曾先后创作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科普读物700多万字，此外还有大量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及人物传记。翻阅他的创作名录资料，足以让人眼花缭乱。
什么都写的叶永烈显然是个“大杂家”，他的社会职务和身份也非常的“繁杂”：他曾担任中国科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上海市科协常委、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当然，他最感得意的“身份”和“职务”，仍然是“作家”。
    作家曾作文不及格
    叶永烈的少年时光，是在家乡温州度过的。叶永烈回忆说，他的父亲曾完好地保留了叶永烈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所有的成绩报告单。其中一张，上面赫然写着：学生叶永烈，读书（相当于现在的语文）40分，作文40分。叶永烈曾风趣地这样戏谑：“有人说，很多作家曾是神童，我不是。我是从一个语文不及格、作文也不及格的孩子成长为作家的。”
    那时，离家不远处有一家报社，叫《浙南日报》，也就是现在的《温州日报》。报社门口挂着一个绿色的箱子，上面写着“投稿箱”。有一天，他放学路过，就好奇地问：这箱子是干什么用的？有人告诉他：把稿子放进去，如果写得好，报纸就会刊登出来。他一时心血来潮，写了首诗扔进了投稿箱。一周后，他收到平生的第一封信，是报纸编辑寄来的，编辑问：“叶永烈小朋友”多大了？上几年级？那一年，叶永烈11岁。他写的《短歌》发表了，竖行排版，整整齐齐，就像一块“豆腐干”，还特地标明作者是“11岁小学生叶永烈”。
    回想起当年情景，叶永烈感慨地说：“这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我的文学道路就是从这一块‘豆腐干’开始的。”叶永烈从此一发不可收地喜爱上了写作，也因发表作品而颇受重视，在学校连升三级，戴起“三道杠”，当了大队宣传委员，主编小报、黑板报，他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在北京上大学时，叶永烈看到北京有一家报纸叫《科学小报》，就试着写了篇科普类文章，很快被采用了。从此，他又不断地给这家报纸投稿，写一篇登一篇。叶永烈说：“这是发挥了我的优势。因为我是化学系的学生，我写诗不如别人，可是用文学的笔调来写化学、写科学那是别人没法跟我比的，搞科学的人文笔好的不多。我呢，两者兼而有之。”
    高产作家曾受打压
    与科普写作结缘的叶永烈，19岁把为《科学小报》写的文章结集出版了第一本书；20岁，他参加了《十万个为什么》的编写工作，是最年轻、也是写得最多的作者；21岁，他写出了代表作《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本书后来还被改编成了儿童电影；此外，还有科幻小说《奇异的化石蛋》、《金明系列惊险科幻小说》四卷……
科普创作的卓越成果，受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关心，并对叶永烈作了两次批示：“调查一下，如属实，应同上海商量如何改善叶永烈同志的工作条件。”由于方毅同志的关心，1979年3月，文化部和中国科协联合举行隆重仪式，授予叶永烈“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印了500万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它也深刻地改变了叶永烈的人生道路。毕业分配时，他仔细考虑，自己从事创作或许要比从事科研更为合适。于是，他一脚踏进了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半路出家干起了编导。身当壮年的叶永烈，浑身激情洋溢，借着科普创作的“东风”，开始了“多元身份”的拓展：由他担任导演的电影《红绿灯下》荣获了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根据他的长篇科幻童话改编的动画电影《哭鼻子大王》获1996年“华表奖”……
    很多读者都疑惑，叶永烈科普文学写得那么“红火”，怎么就突然大转弯，从“幻想世界”进入“现实世界”，写起了纪实文学？叶永烈说，他的写作之路走得并不平坦，写科幻小说也写出了“麻烦”。
上世纪七十年代，叶永烈的“高产”引起了非议：有人说叶永烈的科幻小说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也有人干脆将叶永烈的科幻小说斥之为“伪科学”。面对压力，叶永烈闷声不响，他仍不辞劳苦地奔波于工厂、农村和研究所，拍摄了大量的科教片，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同时，他将所有压力转化成了创作激情，利用业余时间继续舞文弄墨，到处发表文章……
    于是，更大的麻烦就来了：个别领导看不惯他，给他戴上了“不务正业”、“名利思想”、“只想着成名成家”等一系列“桂冠”；甚至以党委名义直接向各报刊、出版社发出通知，称叶永烈“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不要采用他的稿子。
“文革”中，《十万个为什么》更是成了“大毒草”，上海几十个造反派组织组成“批判《十万个为什么》联络站”。《十万个为什么》的主创人员，无一幸免遭到“批判”、“抄家”、“下放”，叶永烈自然有份。但这些并没有让叶永烈泄气。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他一直坚持创作、积累、学习，等待“春天”来临。
纪实文学是新挑战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叶永烈感到科普写作已不能反映他的所思所想。他的视角，更多地放在国家、时代的命运和人民的呼声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人们通过一部部昔日风云人物的传记，渐渐地又熟悉了驰骋在纪实文学领域的叶永烈———他由科普和科幻阵地上，“隐入”到了历史深处。
叶永烈曾这样调侃当时打压过他的某位领导：“官场一时红，文章千古在”。是的，日益开放的创作环境再度成就了叶永烈。“出没风波里，频触高压线”，其实，纪实文学很多题材都很敏感，因为敏感，很多作家不敢触及。不问“政治”的叶永烈，紧紧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一系列政治风云人物的传记，很快成为畅销书。这回，叶永烈再不用受压挨批，反倒抢先“占领”了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制高点，自成一家。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叶永烈更是一个有着敏锐市场嗅觉的“文化商人”，他赶在别人之前填补了空白、抢占了市场！
    这些纪实文学，“主人公”从科学家到体坛明星，从音乐家、作家到影响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毛泽东、陈云、胡乔木……所涉领域广泛，门类繁多。只要没人写过，且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的，叶永烈一定挖掘到底。比如他写《陈云全传》，是因为他觉得邓小平和陈云都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邓小平的传记有很多，而陈云的当时几乎没有。
      1993年11月，叶永烈携妻飞抵美国洛杉矶，打算和两个在美工作的儿子相聚。人刚到机场，即被美国联邦影视集团电视台接去，接受《日日相伴》节目的采访。主持人在向观众介绍叶永烈时说：“叶先生1989年被美国列入《世界名人录》，是美国传记研究所的顾问。写了许多纪实文学作品和人物传记，其中很多是中国大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人物……”
我是名“编外记者”
    每次，叶永烈在媒体面前介绍自己是哪里人的时候，北京、上海、温州三地是他“必答题”。问他最熟的地方是哪里？他回答：北京。“做学生时，我忙于学业，难得从郊外的学校到市区。所以，那时我并不熟悉北京城。如今我说最熟是北京，是因为一趟趟出差，老是去北京。妻子甚至说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数比去上海南京路还多。北京作家们笑我‘侵入’他们的领地。
   “我所关注的都是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那些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成了中国的‘百老汇’，北京的‘百老汇’是我的创作之源。”
1992年他采访中国早期著名活动家罗章龙时，罗老已是百岁老人了。当历史老人们面对录音机回忆当年的政治风云时，叶永烈就觉得，他的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与历史交谈，是一种抢救史料的工作。“一定要能够采访到传主本人，如果传主去世或者传主无法采访，那么，一定要能够采访到深知传主的人。”
    在写作时，叶永烈力图遵循观点正确、史料准确的原则。但是，要做到这两点实非易事。就拿史实准确这一点来说，当事人在回忆时，往往有一种护短的倾向，加上事隔多年，记忆往往有误。查档案的手续又极为麻烦，有的还有诸多限制。而叶永烈的很多作品，都涉及极为敏感的政治神经，一不小心就会踩着“地雷”，轻则舆论批评，重则陷入官司。
    当然，作为一名“记者”，还要有准确的新闻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判断能力。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全世界为之震惊。第二天，叶永烈迅速做出反应：马上奔赴美国采访！留在美国生活、工作的儿子为叶永烈获得签证提供了便利，他成了中国第一个赴美国采访“9.11”事件的记者，却是“编外”的。
一个月后，由叶永烈撰写的《我眼中的美国“9.11”》一书面世，一时洛阳纸贵。在书中，叶永烈采访了大量在美国的华人，当然，其中还有温州人。“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个温州籍的小姑娘，在第一高楼的废墟前，小姑娘用温州话和我交谈，还给我做翻译。我虽然不懂英文，但我在美国的采访进行得很顺利……”
“活体史记”引起关注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近日推出“名人书房系列”，其中就有叶永烈的《历史在这里沉思——我的书房“沉思斋”》一书。叶永烈不仅拥有两个书房，而且还拥有一个用私家游泳池改建的藏书室，收藏了5万册图书，被人戏称为“知识的海洋”。
“私家档案馆”引起上海档案馆的注意，几度派人前来参观，并商谈能否捐赠部分藏品。用“馆藏丰富”来描述叶永烈书房里的一切丝毫不为过。诸如创作手稿、书信和诸如成绩单之类纸质材料，应属档案“原生态”一类的；照片和采访录音带，自然是令专业档案工作者羡慕不已的声像档案；而各种类别的专题图书，则是利用率极高、信息量最密集的资料了。
    在位于外滩的一家市级机关里，叶永烈查到了王洪文的一些材料。其中有本大事记，它的来历还颇有些传奇。原来王洪文进京后，曾和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班小兄弟坐在一起“畅谈”当年如何造反起家，如此倒腾出一本“革命大事记”来。这份档案的保管形式深深打上了作者们的阶级烙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纸张卷曲塞在一根铁管中，这根铁管两头被焊死后就被藏进了墙壁里，秘不示人。当这份“大事记”就摆在眼前时，叶永烈二话不说，抄！
    他忘我的抄写劲头感动了档案工作人员，他们破例允许他拍照。叶永烈手里攥着胶卷，想想这可不是一般的胶卷啊！为安全保险起见，他自己做起冲洗的活来。
    在那段时间里，叶永烈就这样自己抄，自己拍，自己冲洗。不少珍贵档案资料就这样日积月累地收集起来。“安亭事件”中张春桥与王洪文的谈判材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献材料，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不少，但多数人没见过原件。但叶永烈见过，不但见过，还翻拍了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谈判材料上有张春桥的签字。这份珍贵材料可以在叶永烈撰写的《江青画传》中见到。
我遭遇了被“盗版”
    “别人总说，有‘两个叶永烈’，一个是科普的叶永烈，一个是纪实文学的叶永烈。我说，还有一个叶永烈，那就是‘假叶永烈’。”聊起自己的传记写作生涯，叶永烈如此“打趣”。
    “有人盗版；有人‘偷我的名字’，放在不是我写的书上。”在叶永烈的“泳池书房”里，叶永烈翻出了一堆他收集的盗版书，“你看，这本《权力与交易》根本就不是我写的，却赫然印上了我的名字。”这些盗版书，都是叶永烈和妻子分别在街头巷尾的书摊上发现的，当摊主很热心地向他们推荐“叶永烈的最新限版书”时，夫妻俩就笑笑，欣然掏钱，买下。叶永烈以一种历经世事的慈悲和宽大，原谅了那些“盗名欺世”的书贩子：“这说明我的名字很有市场，也算我为图书市场的繁荣做贡献。”叶永烈如是说。
    “还有一种传言，说我叶永烈是带着一个写作班子在搞创作。其实，我早些年的作品手稿都还在；现在用电脑写作了，但各种采访记录留下的，也都是我的笔迹。”熟悉叶永烈的读者知道，叶永烈每年都有一两部分量较重的作品出版，这样的“工作强度”的确有点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对此，叶永烈这样“解释”：“我把外出采访与案头写作，看成是不同工作状态的交替。一年到头，我没有周末，也没有节假日。我也没有退休日。我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特别是放长假的时候，电话很少，而我又不长假外出旅游，我一直在安安稳稳地写作。对我来说，外出就是采访，采访就是我最好的休息。”
　

来源：中国温州商会网责任编辑：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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