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乐清北白象人

　　那天去陈家很凑巧，我们在杭州市区文三路附近马塍路找到了省社科院宿舍，一进院子大门就看到了一位高个子，他穿着蓝色西装，手里拿着一件东西往里走。虽然我与陈先生素昧平生，可是在他的著作里看到过他的照片，从背后看去就觉得有点像，于是用温州话问：“是陈先生吗？”他很惊讶地说：“是啊，是啊，你怎么认得我？”他的话语里还夹带着乐清腔。异乡遇乡亲，我们一见如故。陈先生带我们上楼，来到他的家中。师母也是温州人，我们用家乡话交流，没有陌生感，惟独陈家的孙女用杭州话在爷爷奶奶身边撒欢。我对陈先生说：“听口音您好像是乐清人，是乐清什么地方啊？”当他告诉我是北白象镇时，我说：“那我们还是地方人呢，我的祖上就在北白象大港村。”此时，我们的距离更近了。

　　离开温州又回温州

　　金：2003年，我在温州的书店买下您的大作《徽商与徽学》，并且拜读了。我还在中央电视台《徽商》中看到您对徽商的论述。听说，国外首先系统研究徽学的是日本学者藤井宏，1953年他发表了《新安商人研究》。1958年，此文在国内翻译刊出后，您撰文对藤井宏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中外学者第一次对徽商问题展开的学术交流，从而推动了徽商研究的进展，同时也对徽学的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有人称您为徽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这是很高的学术地位，那么您是何时开始徽学研究的？

　　陈：这要从我读大学说起。因为山东大学办在青岛，环境优美，校长华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我从小喜欢历史，就报考了。当时温州地委机关里有四人去报考，结果林文征、谷一芳和我考上。

　　我在学校读书还是很用功的，深得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维华教授和著名中国史专家王仲荦等的器重，大二时就在《历史教学》上发表《我对〈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因而引人注目。我的毕业论文《中国十六、十七世纪农业中商品生产和雇佣关系的初步研究》，12万字，经张维华教授推荐，由校方选印给吴晗、邓拓、傅衣凌、李文治等名家评阅，也引起他们的注意。可是，不久“反右”开始了，我受到一些牵连，原计划留校任教的名额被取消，被分配到了天津干校，情绪低落。当时的天津干校是所晚上开课、培训工农干部的学校，白天我就到天津图书馆读书。这里的书可丰富了，我如鱼得水，几乎每天都是一杯白开水，几个馒头解渴充饥。就在此期间，我发表了《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特色》等论文。你看到的《徽商与徽学》一书中部分章节就是那时写出来的。

　　金：在天津，您有天津图书馆这块精神家园，又发表了有分量的论文，日子应该还算可以吧，您为何又回到温州当教师，后来又怎么离开温州呢？

　　陈：那是由于北方气候寒冷，我患上了关节炎，只得调回温州休养。原来说好是到温州医学院的，因温四中蔡心谷先生生病请假，高考在即，高三语文课没有人教，就让我先顶替了。不料就此在中学工作了20年！

　　虽然我教语文，可是我仍没荒废我的专业，坚持明清史、中国经济史的探索，暗地里写论文。为解决研究中碰到的难题，我利用暑期乘“民主”轮船到上海，那时散席好像是七元一票。我借宿朋友家，早出晚归，中午吃阳春面，天天到上海图书馆读书。由于当时反对“走白专道路”，我就用笔名写论文。其间，我曾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论述石达开是失败的英雄。这个观点以及我支持吴晗、邓拓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文革”中受到了冲击，我的文稿、日记全部被抄，真叫人伤心。

　　1978年，时任厦门大学副校长、著名经济史专家傅衣凌教授很器重我的学术业绩，就通过教育部发文调我到厦大工作，这样一动，我反而走俏了，省有关部门更是不同意，称我是“人才”，不能外流。1980年，到了省社科院，从此才正式回到了我的学术岗位。

　　回顾我的学术生涯，我觉得一位学者的成功与否主要还是看天赋、勤奋和环境等，这点我的体会是很深的。

　　金：您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使我想起《论语·雍也》记孔子赞扬颜回的故事，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美德，已经成为中国人追求真善美的人文价值，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您从事明清史、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及您刚才说到自己从小喜欢历史，这是否与您的家庭背景有直接的影响？

　　陈：我是1945年考入瓯中的，那年抗战胜利。1944年，敌寇占领乐清，我正在白象小学读五年级，被迫辍学在家。后来瓯中在雁荡山开办乐清分部，我就和六姐一起去报考，当时我才十二岁。我的班主任是洪公达先生，他胖墩墩的身躯，脸上常溢着笑容，爱生如子。他很喜欢我，时常抚摸我的头，以小名昵称我。长公子洪水平当时在读高中，长我几岁，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手抄唐诗教我，至今我还能背诵他教的白居易《长恨歌》。洪氏父子是我爱好文史的最早启蒙老师。

　　倭寇问题有我的观点

　　金：您在前面说到一位学者的成功要有天赋、勤奋和环境等条件。这是确实的，现实生活中富有天赋的，也很勤奋的人不少，可是没有环境，没有平台等，同样难以展示才干。您调到省社科院确实是有了一个展示学术才能的平台，从而使您的学术著作迭出，硕果累累。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您的学术成果。

　　陈：我研究的领域主要为明清史、中国经济史，其中以江南区域为重点，并以中国城市化史（含市镇史），商品经济史，商业、商人、商帮，商人书与商业书，徽学等展开，所以你说到我研究徽学仅是分支。1980年到省社科院后，我花了大量时间，以苏杭两大中心城市和盛泽、震泽、南浔、濮院、乌镇等市镇群体在明清时期的勃兴、发展为切入点，有选择地对市镇进行个案研究，编成《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两书。刊发后在国内外有点反响，日本、美国的专家给予肯定，还来函索取，认定是“第一本比较完整的江南市镇史资料选辑”。然后著成市镇史的专著。

　　1989年出版《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一书，这是我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的多年结晶。再就是商人资本、商业史和商帮史研究，其中有徽州商人和龙游商人，出版了《徽商与徽学》、《龙游商帮》等专著。2000年出版了《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商场网络》，这是系统研究中国市场经济萌芽的学术著作，是“八五”全国社科重点课题的结题成果。

　　金：您一直从事中国经济史和明清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明清商业史研究很深，也颇有成果，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国内有的历史学家，对传统的倭寇即日本海盗，嘉靖时期抗倭是抵御外侮的、正义的战争等观点，作了重新探讨。他们认为朝廷严厉的海禁使东南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转为寇、盗，即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中国海商领导，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台州、温州等地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对海禁的斗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标志，斗争迫使朝廷做出了有限的开放。“倭寇”的首领则是安徽的汪直等，而真倭却不多，也受中国商人支配，故嘉靖“倭寇”，不是外族入侵等。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陈：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人提出过，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我有我的观点。历史与政治是有关联的，这怎能可以随意翻案呢，我们是有底线的。

　　我认为，日本是个岛国，历史上曾一度企图向外扩张。倭寇在明初就骚扰过中国，只是当时国势强大，海防巩固，倭寇未酿成全国性的祸患。洪武年间，大将汤和致仕凤阳，朱元璋特地请他出来。在汤和的指挥下，从山东莱州到东南沿海，筑了59座城池，倭寇的掠夺无法得逞。为何到了嘉靖年间成了大患，一是嘉靖政府实行海禁；二是严嵩专权，政治黑暗，将士怕死，卫所空虚。可以说，嘉靖倭寇猖狂的根本原因不是海禁，而是日中双方复杂的政治、经济等原因，主要方面来自日本。你谈到的有关观点是没有考虑在国防不强的情况下开海禁，那是很危险的，是引狼入室，当时的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必须指出倭寇问题一定要放在世界史范围内来研究，必须充分注意日本正处于“战国时期”，中央政权失控，导致倭寇的严重化。

　　因此，明朝御倭战争完全是正义的爱国自卫行动，戚继光等人是爱国的民族英雄，而汪直之流则是丧失民族气节的汉奸，是强盗，是民族的败类。如果认为汪直等人是值得同情的民族先进分子，而戚继光等人则是皇帝的走狗，那是本末倒置，是有损于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的。我们温州人民历来是抗倭的，永昌堡及王沛、王德等抗倭事迹值得颂扬。

　　金：您的观点很明确，立场也很鲜明，在学术争论中您坚持自己的观点，实属难能可贵。

　　最后，我想请您说说您对自己学术人生的感悟。

　　陈：1998年退休后至今致全力于研究，其间即使住院手术也未敢懈怠。因为我深知，我已失去了许多宝贵时光，痛感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必须抓紧读书、思考、研究、著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若天假我以年，我还是要完成预定的目标。我并非要扬名于世，只是做自己应该做和喜欢做的事而已。

　　采访手记

　　在杭州采访的日子里，一直是马不停蹄，连轴转，忙得不亦乐乎。刚刚拜访了宋史专家徐规教授，又去采访陈学文教授。虽说劳累，收获却挺大的。采访其实就是一次聆听教诲的机会。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些老教授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学术人生与我交流，我从中确实学到了许多为人为学的真谛，有的甚至连书本上也难以学到。陈学文教授的直言快语，更是令我受益匪浅。

　　简介：陈学文，1934年8月出生在乐清市北白象

　　镇莲池头村，1945年考入瓯海中学（今温州四中），1951年被选拔到青年团温州市委工作，1953年调干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1957年毕业分配到天津干校工作，1959年调回温州四中任教。就是在“文革”期间，他仍坚持学术研究不辍，潜心于明清史、中国经济史的探索。1980在中国社科院招考中，被录取后调到浙江社科院工作。

　　主要成就

　　由于他在明清史、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成就与声誉，1993年应日本学术振兴会、大阪大学的邀请，赴日讲学并进行学术交流。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和东洋文库演讲。1996年应丹麦政府之邀，赴哥本哈根大学演讲。被日本大阪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

　　陈先生治学严谨，重实证，重调查，有着扎实的功底。他以实证史学为出发点，恪守中国传统的治学思维方式，同时也接受西方学者优秀的思维方式进行学术研究，因而在学术上多有创见，成为新中国培育和成长起来的著名明清史专家。他曾任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国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等五个全国性学会理事，浙江经济史研究会会长等职，省政协五、六、七届委员，中共党员。先后出版个人学术著作9部，参著3部，主编4部，参编3部，发表论文180多篇，600余万字。多次获全国、省部级优秀学术著作奖。有的著作被列为国内外著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必读文献，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等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