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的GDP
迄今为止，外界对温州经济的主要印象，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趋缓，民间投资渠道不畅，主业投资力度减弱，外资经济滞后，投资出现外流。盛极一时的温州经济，是否真的到了所谓“盛极而衰”的地步？
“不是这样的。外界对温州经济发展的许多认识，是模糊而混乱的。”温州市统计局副局长陈纪勇对记者说，“实际上，温州经济发展的绝对速度仍然很高。”
据陈纪勇介绍，今年一季度，温州全市GDP增速为13.3%，与去年同期相比，还降低了1.5个百分点，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增长速度，却上升到了全省第五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温州市统计局综合核算处的分析认为，今年以来，宏观调控影响逐步显现，浙江全省各市经济出现较大的波动，发展速度趋缓。而温州经济具有“外扩性”，本土经济以轻型工业为主，基本没有出现生产过热的行业，发展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现象，位次反而回升。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24.6%，增幅同比下降5.4个百分点，杭州、宁波、绍兴、嘉兴等市同比分别下降11.4、5.1、6.3和2.9个百分点，工业用电量增幅也出现较大回落，而温州规模以上工业增长22.2%，与全省增幅的差距，由去年同期的9.7个百分点缩小为2.4个百分点。
在投资领域，一季度，浙江全省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4%，增幅同比下降41.1个百分点，除了温州之外，10个城市限额以上投资增幅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绍兴、嘉兴、台州和衢州甚至出现负增长。温州的投资增长15.7%，增幅同比提高3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提高3.3个百分点。这一上一下，排名自会变动。
但陈纪勇认为，统计排名洗牌的主要原因，还不是这些。
在温州市统计局，陈纪勇分管统计法制工作，曾在浙江省统计局挂职半年，刚刚回到温州。挂职期间，他多次带队到全省各地进行统计执法大检查，发现各地统计工作多受制于地方政府的需求，存在着大量虚报、伪造等弄虚作假现象。这半年的挂职经历，反而使他坚定了对温州经济的信心。
一次，陈纪勇带队到浙北某地检查，当地统计局长虚与委蛇，陈认真检查，令当地局长十分恼火。结果是触目惊心的——查了6个企业，有5个企业根本不存在。另一次，在浙东某地，一位统计局长对陈纪勇苦笑道：“陈局长，你若能查处几个‘县太爷’，我这统计工作才会好干。”
“今年，随着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开始，许多地方担心经不起对数据质量的抽查，普遍压低了增长数字，使得温州一季度GDP的增速，迅速攀升到全省第五位。” 陈纪勇说。
这位多年与数字打交道的官员表示，即便如此，温州的GDP仍然是被低估的。他告诉记者，早在2003年，温州的规模以下企业——包括中小型非国有工业企业和个体工业——就已经超过了13万家，数量居全省之冠，占全市的产值比重一半以上，而当地统计部门人手有限，源头统计数据质量较差，造成了统计数据失真，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温州的GDP位次。
记者从有关材料中看到，在温州的个别地方，规模以下企业几乎呈零增长状态。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陈纪勇认为，如果计算GNP，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在全球所产出的财富，那温州就可能是中国最高的地区之一。
这样看来，传统模式下的温州经济并没有没落。既如此，王建满对温州进行结构改造，还有什么意义吗？温州模式的绩效究竟该怎样来衡量？
谁在刻舟求剑？
“希望这一实践的过程，引进的不仅是项目，重要的是引进外部先进理念。”谈到招商引资，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对于温州来说，这有可能是一个观念革新、内外并举、全面发展的过程。”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洪振宁一直为温州模式辩护，但他认为，温州模式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从二十多年前的供销员经济、家庭工厂经济，到近期合力推动产业集群的演进，温州模式一直在变化、突围、提高、发展。他说，温州模式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一种不断超越自我的能力。
“否则，温州还有什么意义呢？它当年搞资本主义，烂掉了也就那么一丁点地方；现在它发展停步了，也不过这么一丁点地方，不会影响别的区域。抛开探索创新精神，温州模式没有任何价值。”洪振宁说，“温州模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外界谈论温州模式，依然使用所有制二分法，或局限在投资外流问题上，把温州模式当作一个僵死的区域概念，无疑是刻舟求剑。”
在历史上，温州模式多次陷入困境，但都一次次突围成功，而且，遇到的困难越大，往往反弹、提升的越高。如今，洪振宁认为，温州经济在中国最早遇到了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换句话说，温州模式在中国最早遇到了“全球价值链”的问题。
现在，一方面，飞雕收购意大利ELIOS公司，哈杉收购意大利威尔逊公司，瑞立和香港一家公司创办合资企业在美国借壳上市，安信签约收买巴西8.5万公顷森林，金狮牵手英布鲁特，协议特福隆的技术引来艾默生公司，正泰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合资项目已开始进行，GEOX公司制鞋生产基地在温州开工；另一方面，从虾、蜡烛台、眼镜、鞋、服装、打火机到合成革，温州民营企业正处于中国应对贸易壁垒的第一线。
“温州人用三十年的商业文明，对抗西方社会三百年的商业文明，继续充当着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探路者角色，你不觉得这很悲壮吗？”洪振宁说。
而在这个探索的关键时期，凡是民营企业能够做到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都早已完成，在“全球价值链”面前，温州模式又率先遇到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用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马津龙教授的话说，所谓“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就是政府体制改革滞后，以及经济管理体制创新的匮乏。
从这个角度说，王建满所推动的招商引资“一号工程”与发展工业“12345工程”，有助于温州的民营企业与国外资本嫁接、与外来资本结合，有助于改造和提升温州的传统产业，自有其积极意义。同时，王建满也并不是在简单复制萧山模式，也非刻意“颠覆”温州模式，而是在发展温州模式。
不过，温州模式所遇到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在温州当地解决。温州的产品，可能是某些人士所不齿的眼镜、鞋、服装、打火机，但温州经济却是一个开放性的现代市场经济系统，而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模式。对于这样一个开放性的现代市场经济系统而言，区域制度的创新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一号工程”的进展
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市新签外资合同19个，合同利用外资3514万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3.3%，完成全年计划5.9%；实际利用外资1797万美元，下降40.5%，完成全年计划6%。
其中，3月份新签外资合同8个，合同利用外资2043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088万美元。
于是，当地官员认为，从3月份的情况分析，招商引资情况已有所好转，今后三个季度的招商引资工作，应该有所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