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不同意史晋川教授就温州模式所作的比附。温州模式既不同于马格里布模式，也不同于热那亚模式。温州商业的人格化调整并非内生于其传统文化，而是对中国整体性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滞后性的回应。
    
　　关键词 温州模式经济演进
    
　　作者罗卫东，男，1963年生，浙江大学教授。(杭州310027)
   
　　由于不尽人意的增长业绩和一些学者的质疑，最近关于温州模式的争论风烟再起。这次的争论出现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动向，如果说对于温州模式，以往的争论多半停留在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文字游戏，那么这次讨论开始具有明显的实证色彩，其理论含义日益丰富。其中史晋川教授从HIA出发对温州经济走势的考察，因为其学理性而引人深思。在浙江经济学会2003年年会上，史晋川教授华彩的主题发言和朱康对教授的朴实评论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温州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这个客观现象，我们到底应该解读出什么信息。史晋川认为，温州的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并非偶然和外生因素的结果，而是其自身经济社会机制的必然表现。他从代际锁定、特殊主义的关系网络等方面对温州的经济增长机制进行了悲观主义的解读;而马津龙、朱康对等温州本土经济学家则坚持认为，温州的主要问题发生在土地等刚性生产要素短缺的制约，与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温州模式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如果由此而断言温州模式日薄西山将为时过早。
   
　　由于本人对于温州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的了解较为有限，要从现实约束的角度去解释温州，力有不逮。本文重点要对史晋川教授引进历史制度分析范式研究温州模式的可能性及其方式进行简单评论，以便引出理论研究的一些话题。
   
　　必须承认，最近10余年，以格雷夫为代表的历史制度分析是西方经济史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进展，取得了一些鼓舞人心的成果。格雷夫彻底地贯彻了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来消解其他人文学科解释历史演进中所遇到的困难。他(1989.1992. 1993,1994,1999)的一些重要作品基本围绕11至13世纪地中海地区两大"贸易社会"即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商人群体内部的文化习性及其在贸易中的演进过程，对这段历史及其现代意义提出了匠心独具的解释。这个解释非常简捷，且具有较强的"预测"功能，可以说是关于该问题的成功"假说"。他的成功使得历史制度分析开始具有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地位。它特别适合于解释一个地区经济制度的长时段的演变。
   
　　史晋川对温州模式的评论，借用了格雷夫的这个分析中的一些要素，但还不是一个运用 HAI来对温州进行研究的作品。只是一个参照或者只是一种比照，然后在比照的基础之上进行推演和推测。这种比照和推演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首先，马格里布模式是否失败模式?
  
　　 格雷夫关于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两个商人群体的比较制度分析，是一个长达2个世纪以上的大尺度的历史分析。作为分析对象的这两个商人群体是在历史上先后继起的。我们没有发现格雷夫对两种商业模式(贸易商与代理商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类型)的优劣进行绝对意义上的评判。正如历史早己经记载的，马格里布世界是被埃及人强 行中止，而非经商活动的低效率而衰亡的。"到12世纪末期，他们受到埃及统治者的统治，停」了贸易。从那时起，他们融入了犹太社群，并从上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格雷夫，1997)而热那亚商的远洋贸易更多的是在马格里布商人退出以后崛起的。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两种商业模式之下进行直接竞争的历史阶段。格雷夫的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近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若干因素来源于热那亚商人的经营模式抽口垂直的贸易结构、国家作为第三方裁决机构的引入以及诸如提货单据这样一些交易制度、交易技术的创新。他要说明的问题是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价值，更多地带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设计上的成果。热那亚模式与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亲缘关系，通过格雷夫的分析得以揭示。但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慎用简单的制度优劣论来理解认识格雷夫的比较制度分析方法。也许马格里商人即便不被埃及统治者取缔也会因为其交易;式不再适合进一步扩大的贸易需求而最终萎缩:消亡，但是毕竟这种商业模式有效地运行了2世纪之久。格雷夫的研究所揭示的问题无非:马格里布模式中无法内生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市经济，他并没有否认马格里布模式在当时条件的有效性。事实上，人类历史充满了戏剧性和吊诡，让我们假定一下，如果热那亚由于一场地震毁灭，而马格里布人从埃及迁徒到了意大利，那今天我们面临的主流商业模式将会是什么?这样发问，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在全球商业活动中，区域模式的差异至少直到目前为止还是存在，比如日本人的商业模式在我看来就更加类于马格里布人而不是热那亚人。经济进化不是定论的。演进经济学中的所谓"可能无效率" "多态均衡"旨在揭示这个有效率的模式被无效模式战胜的戏剧性过程。当然，我并不是说，热亚人的成功是纯粹偶然的。
   
　　第二，温州商人是"类马格里布商人"吗?
    
　　即使是马格里布商人因为其文化和制度的动被锁入特殊的路径，最后消亡，那么这个隐喻温州经济之间的关系是需要特别认真对待的。为温州人目前的经营模式是否就可以被当作马里布模式，需要仔细考证。比如，我们要认真研温州的贸易商和代理商之间的关系、研究声誉和集体惩罚机制等等。格雷夫给出了一些书信材料以证明马格里布人基本上不与非马格里布人做生意。正如格雷夫强调的，马格里布人的道德约束十分强力，商业活动建立在一个非常显著的集体主义伦理结构之上。也正是因为伦理结构作为一种有效率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被广泛运用，这个模式对于经济间活动的制度创新活动才会不感兴趣。马格里布人是一群讲信用、悟守商业"美德"的人。而且，历史资料表明，这种美德是一种历史禀赋。基于声誉和集体惩罚机制的交易秩序之所以能够顺利实施，完全有赖于这种商业文化。热那亚人却在商业文化上处在几乎是马格里布人的对立面，注重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不搞信息分享和集体惩罚，"商业秘密三缄其口"。按照这样的描述，我觉得温州商人与其说类似于马格里布人，倒不如说更像热那亚商人。或者更加稳妥地说，温州人身上的热那亚色彩和马格里布色彩都有。我们至少还缺乏充分的根据来断言，温州商人拒绝发展非温州人做代理商，我们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明显的集体惩罚机制。我们在温州商人身上看到的更多是惟利是图，不以伦理规则筛选盈利机会的商业文化。这个特点当然完全是非马格里布的，反倒像极了热那亚商人。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局外人的观察所产生的印象。温州商人或许有一种潜规则支持着声誉机制和集体惩罚。如果是这样，我们就需要把它找出来。就是说，史晋川教授的感觉和推测，是需要运用历史制度分析方法加以证实的。在启动实证研究之前，我们不妨从经济逻辑出发大胆推测:温州人，至少是眼下的温州人是根本无法实行集体惩罚的。这与温州人有什么样的行为动机无关，只是因为集体行动的逻辑不允许这样做。格雷夫的调查发现，马格里布的商人群体是一个人数有限、边界明确的团体，在175个文件中，只提到了330个不同的名字。马格里布人的声誉和集体惩罚机制行之有效的前提正是经商人数的有限性，"在相对较小的马格里布贸易团体中，信息的传递可能比较便捷。MO而热那亚人在1200-1300年之间，人口从3万人增长到10万人，由于无法建立有效率的传递信息的社会网络，就只能选择个人主义的均衡。数万人的社会，只能采用个人主义的商业文化，何况温州这样数百万人的社会，如何来建立和实施基于声誉和集体惩罚的商业模式?从经济学中要推出温州人实施特殊主义的必然性是较为困难的。也就是说，温州人类似于马格里布人的这个判断是值得商榷的。
     
　　另一方面，格雷夫和很多其他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马格里布商业世界几乎没有变革活动。它的文化封闭性和商业活动的程序化特点十分显著，几乎没有引致出任何对于现代商业社会而言是有价值的制度安排。因为，马格里布人不需要这样的安排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从温州人那里，我们看不到马格里布人身上的那种文化稳定性和封闭性。温州多年来在商业制度方面的自组织和创新活动非常之活跃，早期的专业市场，稍后的股份合作制以及其他一些合约形式都是最早发源于这里。再如，马格里布人不需要政府和法制，而温州人则不然抽口此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温州人一定不像马格里布人，他们耍创新制度是因为自身的商业文化不敷需要。从温州人制度创新的活跃性来看，他们的文化理应更加接近热那亚模式。如果这样，史晋川教授的推测就大成问题。
    
　　第三，温州模式的人格化交易特征起因于文化还是体制?
    
　　史晋川引人历史制度分析的目的，是要从马格里布人的那种人格化交易模式的没落来比照温州模式的局限性，试图发出体制危险预警。指出温州模式的人格化交易特点，我认为这是史晋川文章的重要贡献。人格化交易方式是中国市场交易的一种基本方式，温州也不例外。我们要探究的是，温州的人格化交易到底是否内生于其本土文化，像马格里布人那样，还是受制于整个现行体制?我们知道，功利主义伦理观本质上是否定道德本位主义的，温州这个地区如果有一种所谓的主流文化的话，大概只有叶适和陈亮创导的功利主义儒家伦理文化。这个文化与马格里布人的那种融合了穆斯林和犹太文化的刚决价值观有天壤之别。在马格里布人那里，一切世俗活动，包括远距离贸易活动都服从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伦理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他们的多边声誉机制和多边惩罚机制何以有如此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反观功利主义儒学，己经完全放逐了理性主义终极价值观，转而取经验主义和感观主义的路数。如果有信仰，那也不是救赎，不是终极关怀，而是对世俗社会舆论的顾忌。一旦流动性加强，这种有效运行于封闭社会的禁忌很快失效。温州一些商人在改革开放之初大肆行骗便是明证。这种文化与人格化交易之间的关系要比马格里布人那里的类似关系更加复杂。马格里布人不信任非马格里布人，那是一种基于文化的人格化交易，一种与信仰系统有关的特殊主义。而温州人的人格化特征即使存在也与信仰系统无关。我没有做过深人调查，既不能肯定温州人的人格化交易特征要比中国的其他地区更突出，也不能否定。我只是拿纯粹的逻辑来说话。假定温州人有极为明显的人格化交易特征，如何埋解?我的推测是，温州人的商业经验和经商模式具有高度的区域内认同感。注意!这种认同决不是温州人一致信仰什么，而是温州人共同习惯什么。共同的习性可以降低彼此交往的费用，这也许可以用于解释温帅1人更愿意和温州人做生意。但是，这种共同的习性与其说内生于温州文化，不如说是对整体制度滞后于商业发展的要求所作的回应。整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无疑滞后于现代币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先发地区的温州，对这一点的感受尤其深刻，由于制度时滞带来了巨大的商业风险，温州人只有从内部寻求"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我们看到大量的事例都能够说明，温州的人格化交易秩序主要是为了应对体制风险。商人之间以及商人与政府之间的合谋，原因也只有这一个，就是现存基本经济制度包含有害于现代市场交易的巨大风险。如果相关的制度能够跟上温州商人的需要，我敢保证，这种人格化交易的特征一定会逐渐淡化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温州人的制度创新活动的基本动因也是为了化解风险。所以，无论温州模式的制度创新活力还是温州模式的人格化特征，其实原因都只有一个，就是基木制度安排相对于温州人商业模式的滞后性。我还可以打一个比喻，众所周知，几乎一切黑市都有强烈的人格化交易特征，你不能因此断言黑市交易者具有文化内生性，相反，这种人格化倾向更应该理解为是对制度风险的回应。在温州早期民间金融市场演进中，各种类型的"会"具有强烈的人格化特性，这似乎并不是什么文化决定的，而是非常"经济的"。不少人都知道，我本人一直是十分强调文化的经济功能，但是在眼下这个问题上，我和史晋川教授刚好互换了一下位置，他是一个狭义的"文化主仪者"，而我则是一个狭义"制度主义者"。熟是萝非，看来只有让实践来检验了。

　　由于时间和篇幅，我不能逐条来评论史晋川教授的观点。
   
　　我这篇评论文章的结论如下:
   
　　第一，史晋川教授的比照是有启发意义的排是其合法性需要论证。用马格里布模式比照温少不模式，即使有感觉上的埋由，也缺乏学理上的仍据。温州人不是马格里布人，温州模式也不是乌格里布模式。要使这样的比附有说服力，需要开展更加仔细的实证研究。
    
　　第二，温州模式的人格化特征不是内生于淮州文化的或者温州特有的，而是先发商业社会即经济主体对某种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回应质化解制度风险的需要。因此，一且整体制度演过出现突破，温州人的行为特征将会很快发生调整
    
　　如果温州模式的问题主要不是内生因素，那么这个争论的性质也就必然发生变化。事实上关于温州模式的争论，至今为止我们都没有能够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做出回答，比如温州的多济绩效到底该如何来衡量。衡量温州区域经济和温州人经济，其结果有多大差异?如何评价温州经济绩效的长期变化?温州与同类地区的比较至底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再比如在经济绩效和要素、制度约束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白研究关系到对温州模式的正确判断。同样，史晋川教授的质疑，如果要正式确立，尚有很多的基础工作和技术任务需要完成。"代际锁定"的标志如何确立?人格化交易的特征如何表征?那个词可触摸的网"有些什么根据?这些问题不从实社的角度加以度量，那么后续讨论也只能停留在-种范式游戏状态。
    
　　当然，我无意否认史晋川教授所发现的当今温州经济现象形态的问题。他见微知著，尝试给出一个学理上的解释框架。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行动"。我们对史晋川教授引进H来研究温州模式的意义不仅不会否定和怀疑，恰好相反，我认为他的这个文本还算不上HIA。一切只是刚刚起步，我们需要更加艰苫细致的材料工作，需要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撑基于直觉的判断。我期待他的这个文本能够唤起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文献。

　　这样看来，史晋川教授的解释本身是否牵强附会不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他发起的这个“学术行动”能否把讨论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