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乐清磐石人，1978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英语系。1981年赴美国伯克利大学留学，主修国际金融专业。1983年获乔治·华盛顿大学全额奖学金，到该校攻读博士学位。1989年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3月22日起任该组织秘书长，兼任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大学现代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经济治理委员会成员。
母校磐石小学的同学们：
十载寒窗弹指过，物换星移几度秋。离开母校几十年，如今，我已身处距离你们万余公里的美国华盛顿，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我常常想起家乡，想起母校，想起我平凡却又坎坷的求学经历。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从磐石小镇，到最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路走来，辛苦却也充满乐趣的学习经历，为我人生的飞跃提供了契机。我希望以此家书，分享这段经历，与故乡学子共勉。
我小的时候，磐石镇四周还有着残留的、厚厚的老城墙和高高的城门，城外环绕着护城河，南临东海和瓯江，背靠西山，颇有气魄。
因为家乡的周围都是河流，母亲担心我偷偷溜出去玩水，就常常让姐姐上学时带着我。但学校不允许带弟弟妹妹上学，于是小小的我就猫在姐姐的课桌底下。有一次还被老师当场从桌底“揪”了出来，“驱逐”回家。
幼年的我求学心切，回家后，我执意让母亲向学校求情，学校的答复是，“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入学”。那年1960年，我刚满5岁，我顺利通过了考试，正式成为了一名小学生。而这无意中的提前上学，几乎改变了我的一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我刚上初中，学校在罢课与复课中时开时停，1969年初中毕业后，乐清当地高中都已停办，我只能在家务农。
一年半后，1971年春，柳市中学首届高中开学，让我的求学路重燃希望。可是入读资格需要人民公社推荐，我们家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让姐姐继续教书，要么让我读书，二者只能择其一。最终，姐姐被迫放弃教书，从而换取了我进入这所高中读书的资格。高中毕业后，我留校担任初中英语老师。
可我还是期待着进一步求学的机会。而机遇也没有辜负我这个有准备的人。1974年秋，我被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录取，攻读英语专业。当时大学录取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被录取的学生必须在工厂、农村或部队锻炼两年以上。我因在初中毕业后务农一年半，高中毕业后又任教一年，刚好符合条件。回想起来，正是提前两年上的小学，让我阴差阳错，恰巧有了两年的锻炼经历。
选择英语专业对我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学好一门外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老师要求我们在学习、生活中都用英语对话，还因此闹出过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当时学校允许学生收听外语广播，而学校周围的农民不了解，认为学生偷听外国电台，报告给有关部门。经调查，学院和外贸部认为学生为了学习收听外语广播是可以理解的。此后，学校为慎重起见，限定学生只可以在校园内收听。
大学毕业后，学校决定让我留校进修国际贸易和金融，以补充师资力量。可是当时的我很想回南方工作，院长听说后狠狠地“教育”了我一顿，不同意我调动工作。当然他是好意的，对我寄予厚望，怕我回到地方工作，不能在专业方面有所建树。
那段时间里，文革刚刚结束，学校为培养新的师资力量，积极与国外大学联系，希望有机会派学生出去深造。1980年春，学校举行全校老师出国考试，成绩优异者优先考虑出国留学。但是我还在考虑回南方工作，没有准备参加考试。院长知道后，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要我放远目光，把握自己的命运。他鼓励我不但要参加考试，而且要考出好成绩。于是我认真准备，最终在考试中脱颖而出，为出国留学提供了条件。
1981年秋，我赴美留学，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主攻国际金融。出国留学后的第二年夏天，我在旧金山市中心的美洲银行总部实习。一次，我受邀到大厦五十层的高级经理餐厅就餐。旧金山海湾多雾，身在高楼上，举目眺望，窗外白雾飘过，仿佛身处白云之间，不由得万分感慨。我想起了孩提的时光，故乡的山山水水，以及一路上呵护我，帮助我的师长。此刻，我更坚定了自己不断进取的信念。
1983年秋，我接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来到美
国东海岸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格鲁布教授在美国学术界颇有声望，我是他手下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表现好坏将影响到以后是否继续录取中国学生和提供奖学金。为尽快完成学业，拿到学位，第一个学期，我就选了六门课，吓得一位台湾学友再三告诫我说：“林兄，六门课太多了，绝对是不行的。”此后，我用了三年时间完成学业，拿到了博士学位。
迈出象牙塔后，1989年我决定申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基金组织每年招聘一次，录用约25人。基金组织招聘职员要求很高，每次报名者高达千人以上，报名的大多数是世界著名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竞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国内的公务员考试。
我顺利通过了面试，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初负责亚洲国家政策信贷，并监督该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本流动状况。2012年3月，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之后，我总揽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的工作计划及日常事务，协助总裁主持执行董事会议，并协调188个成员国参与基金治理的各项事宜。同时，我还兼任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秘书长，协助该委员会主席主持由24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组成的委员会核心会议。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25年，我见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次改革、变迁、起落，及其最近几年在全球地位的空前提高。也看到许多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时至今日，我的人生仍在不断拼搏之中，从一个宁静的乡下小镇来到繁忙的国际大都市，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生百年短，世界天地宽的含义。但生命的精彩不正在于此？
最后，祝愿同学们学业有成，人生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精彩。
林建海
二○一四年四月一日于美国华盛顿
■延伸采访
温籍学人在美国主流领域掌握话语权
林建海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位“国际高官”改变了以往人们对温州人在美国的社会定位。实际上早年“早上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温州人，如今已在美国主流领域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
据全美温州博士协会不完全统计，在美温籍博士约400位。全美温州博士协会会长黄乐建介绍，近年来在美国的博士生数量增加不少，不断有年轻的温州人加入。几年前，在美温籍博士以理工科为主，现在除了理工科外，还在商科、法律、艺术等领域出现温籍学者的身影。
从2012到2014年，美国温籍律师陈小敏被汤姆森路透社出版的《超级律师》杂志连续三年评为大纽约地区商法、公司法顶尖律师，是该领域首位入选的华人律师。陈小敏，祖籍温州鹿城区藤桥镇，出生在温州市区，在美国律师界奋斗了近二十年，从一名法学博士到“顶尖律师”，他成了在美国融入主流社会的温籍华人代表之一。
此外，如温籍杰出科学家、耶鲁大学干细胞中心主任林海帆，此前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基金先锋奖。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退休华裔物理学荣誉教授林多樑，在原子核物理方面颇有建树。
此外，金融界如郑昌光，遗传学如管敏鑫，经济学如林建海，这些温籍学人在美国主流社会都已经具有自己的话语权。
■人物印象
大姐林建平眼里的林建海——
弟弟脾气好又重感情
林建海的故乡在乐清磐石，当地如今不少人像林建海家一样移居国外。林建海兄弟姐妹4人，林建海排行老二，是家中独子，除了大姐林建平外，其余3人都已移居美国华盛顿。
对于唯一留在老家的大姐林建平而言，或许是因为那次让位于弟弟读书的决定改变了自己一生的轨迹——放弃“铁饭碗”，让弟弟去读书。
成年后的林建平嫁到了对岸河南村，如今她的家由三间落地房彼此打通后并排而落，房屋外墙上贴满了各种广告，农村的清闲，让她绝大多数时间用来带孙子。而原本林家的老房子因为没了人住，现也租给了别人。
林建平说，现年83岁的母亲已被接到弟弟身边居住，但每两年林建海必会回乡探亲一次，回来便住在自己家中，两人姐弟情深。弟弟的这封家书，又让她拾起不少尘封的幼年回忆——
读书早个子小，常常被欺负
建海5岁开始上学，到了初中那会儿，个子比同班同学矮了一大截，这让他成了“调皮鬼”的欺负对象。入校时，考试考了第一名，他被老师选为班干部。但不少同学不服气，觉得他个子小，干吗要“矮个子”来管高个子，不公平，就想出法子对付他。
一晚，班里召开干部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寝室发现，门被一张张木凳子给堵上了，凳子间还绑上了绳子。“调皮鬼”原本想用这种方式让他发火骂人，到头来可以去老师面前打小报告。
可意外的是，当时建海解开绳子，搬走了堵门的凳子后，既没有踢凳子，也没有骂人，自己上床就睡了，“调皮鬼”那时大失所望。
类似的恶作剧接二连三，我当时在校读初三，他有时没办法就把我搬来当救兵。我性格比他烈一些，建海脾气好，不容易生气。我猜可能也与他上学早个子小有关，要真急起来打架，高个子们可能也不会怕他。
放弃“铁饭碗”让弟弟读书
我初中毕业后，在学校打散工，代课教书。当时正值工农兵上大学的大潮，我们河北村分到了两个名额，一个是教书，一个是考大学。得知消息，那天天未亮，母亲提着灯去人民公社找人说，我家阿平想教书，阿海想读高中，考大学，想要两个名额。
那人也实在，说：“全村人，名额哪能都给你家啊？只能要一个，你自己挑吧。”对我来说，选上大学就是丢掉了一个“铁饭碗”；对弟弟来说，选教书意味着读书这条路也就断了。母亲选不下来，回家打电话给正在上海务工的父亲，父亲没多考虑就说选上大学，他说，农村的孩子，只有读书才能闯出去。
听闻这个选择，当时村里人笑话我们说，这家人这么傻，丢了铁饭碗，去上大学，能不能上去，未来还都是个未知数呢。
去北京上大学，实在不容易
弟弟能去北京上大学实属不易。高中毕业，他留校教英语，因为文化大革命，全国高考被停，各地都是通过向高校选送优秀学生的方式，让学生读大学。
当初，弟弟被顺利推荐上了省城的杭州大学，这对农村人来说是不得了的事。但后来能到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去，是因为杭州的面试官与北京外贸学院的面试官同住一间房，杭州的面试官向北京的老师推荐说：“乐清有个学生口语非常不错！”
第二天，弟弟又被叫过去面试，一试还真被看上了。但虹桥有个有“背景”的孩子也想上北京外贸学院，父母都是干部，还托了关系，但当时北京这面试官坚决不同意。最后没办法，他只能让两人坐在一起同时面试进行比试，结果弟弟当场胜出。面试官回北京的第二天，录取通知书就发下来了。
村里扩建地基，竟有人找他
弟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村里不少人觉得这是个来头不小的官，于是经常会遇到一些事情让我去“提篮子”，其中很多事情都稀奇古怪。
一次，同村的村民家里房子扩建，要去村里批地基，同村人就找到我，想叫我让弟弟打个招呼，通个气，走后门。还有一次，村里的一小伙子打人被派出所抓走了，小伙子父母急匆匆跑来找我，说让我弟弟把他儿子弄出来。他们觉得弟弟当的官挂的是国际的头衔，只用打个电话回来，事情就能摆平。但这些想想都可笑的“篮子”还真是一个都没替人提成过。
都说老乡帮老乡。这些忙弟弟没帮上，不能说是他不热爱故乡，相反，他的故乡情结特浓。尽管83岁的老母亲现已定居国外，他还是每两年必回乡一趟，每次回来他都会带上三个女儿，他就是想让下一代记住自己的故乡在乐清磐石。商报记者 黄超时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