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提起秦朝，大家的第一印象一定是秦始皇的一统六国平天下，以及被称为“虎狼之国”的秦国。

由于现在秦朝历史方面的资料大多都是关于秦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因此秦朝的礼制并未受到重视。

但其实，秦地虽军事方面格外突出，但是其民风也是极其淳朴，秦一直遵循周礼，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礼俗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一、礼仪制度历史的里程碑——大秦

礼仪制度的发展，在秦朝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从战国末年开始，秦国即被打上了“虎狼之邦”的烙印。而两汉学界对秦国礼制建设普遍的批评态度，则使秦无礼义的形象进一步坐实。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秦自襄公立国，即开始向诸侯通使,友好互聘,并展开自身的祭祀礼制建设。

之后，文公时又设立了史官，并继续深化对周礼文明的全面学习,当时的青铜器形制与文饰以及对西周文字的继承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随着对周礼文明接受程度的逐渐加深，至迟到秦穆公时,秦国正式开始了与东方诸侯的会盟活动,秦贵族已能熟练地运用外交辞令，并且从秦晋韩之战的前后经过来看,秦国在信义与礼节上丝毫不逊色于中原姬姓大国。

在春秋前期，秦君就恪守同盟死即讣告的周礼原则，秦国贵族也已熟练掌握诸侯间的相吊礼仪，并且秦君薨丧之期也逐渐向周礼的规定靠拢。

而且，春秋前中期在中原诸侯间盛行的“攘夷”旗号也并非针对秦国，秦人俨然已经成为华夏文明圈的一员。只是穆公殁后，随着秦国势力的日渐衰微，才有了“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的弱势态势。

但就在这种内忧频仍的状况之下，秦国仍然较好地维持了君尊臣卑的上下等级秩序，并未出现类似东方各国那样普遍的以下僭上现象，即使是在改变秦社会面貌的商鞅变法之中，这一等级礼制传统也得到了很好地维护，甚至是加强。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王室婚姻问题上，恪守周礼“同姓不婚”原则，从未有逾越之举。

实际上，在商鞅变法之后，秦人在注重实用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礼义昌明社会的追求。

如秦昭王和秦王政在接见蔺相如及燕使时，皆设九宾以礼之，秦庄襄王既并东眉君一地却并不绝其祠期间对雍地四和诸多日月神祠的祭祀也是按时进行、管理有序的。

在统治者恪守周礼的带动作用下，整个秦国社会弥漫着古朴的民风，荀子入秦后，对此亦由衷感叹。

在秦朝统一之后，秦始皇帝更是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开展了全国性的礼制建设。

诸如规范雍四時的祭祀活动，封禅泰山并加强对全国范围山川祭祀的管控，完成了秦国家祭祀从地方性的多神崇拜到大一统的以天为尊的演变历程。

巡行刻石，倡导别贵贱、男女礼顺、谨守职事，招收儒生以为博士，主管议政、制礼与藏书。

而秦二世时也依然在规划山川百祀之礼，并建立了以始皇帝为帝者祖庙的新七庙制。

由此可见，秦的礼制建设贯穿了其由诸侯国到帝国的整个历史时期。

二、繁衍生息，皆系婚姻

秦国的礼制大体分为四大部分。分别为婚礼、宾礼、丧礼、祭礼四大部分，而这里在社会交往中最主要的，便是婚礼与宾礼。

秦朝的婚姻礼仪方面，由皇室宗亲礼仪和普通百姓的礼俗两种组成。

在先秦时期婚媾之事意义重大，涉及外交与国的缔结或加强以及祭祀时的助祭等诸多国家层面的重大问题，历来为各诸侯国君所重视。

秦国虽地处西偏，然于国君婚姻问题也丝毫不敢怠慢。占据西周故地的秦宗室贵族，怀着与中原贵族同样的热情来对待国家层面的婚姻问题，对婚礼某些细节的遵守程度甚至还优于中原诸国。

秦人崛起于西北崇山，时刻有亡国灭种之虞，因而起初婚姻成为其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待其羽翼日渐丰满之后，其婚姻嫁娶的争霸图强意味明显转浓。

而到了各国互相兼并土地的战国时代，秦人的联姻手段运用得更加成熟，已经开始利用婚姻的手段来控制或打击他国。故总体来说，秦公室的婚姻嫁娶，乃是根据需要而不断变更婚媾对象，其政事婚姻的色彩相当浓厚。

在春秋时期，秦国的后妃仅见某夫人及某姬之称呼，结构松散，至商鞅变法后称谓骤增且渐成等级序列，应与秦国爵制官僚等级体系的发展有关。

战国秦王室后妃等级体系可考者为“良人-八子-王后-太后’四等。

秦君行冠礼和娶妻的年龄在春秋早期大概是十五岁左右，之后出现行冠礼年岁有所增大的现象，至战国中后期的秦惠文王时代前后，秦君生二十二年而冠已成定制。

与其他国家相同的是,秦国的婚姻也具有浓厚的政事色彩，服务于现实政事的需要，只不过其由婚姻所要达到的目的，由早期的求生存谋发展，渐渐上升为结同盟争霸业，最终演变为顺形势谋利益。

但值得称道的是秦国公室上层的重要联姻,从来没有同姓而婚的现象发生,并且长期实行媵妾制度，其恪守周礼的态度远胜他国。

并且秦人全年各个时节皆可行嫁娶之事，不限于郑玄“仲春说”和王肃的“秋冬说”，而与束皙所谓“通年听婚”的说法相合。

商鞅实行析户政策的目的之一即为别男女，增强了秦人男女之别的意识，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还对别男女的婚姻之礼进行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加强对新兴小家庭的控制，秦人援礼入法，开创了由国历史上最早的婚姻登记制度。秦人娶妻休妻皆需上报官府，此外尚有涉及夫妻权责的律令维护调节婚姻秩序，夫妻间的地位也相对平等。

例如虽然先秦时期仍是男权主义的婚姻秩序，但因秦人自战国中期即奉行小家庭政策，且结婚、离婚都必须到官府登记，因此秦人的妻子都具备了法律上的女主地位。

她们不但凡事不必请教舅姑，在生产与生活中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故其在婚姻中的地位远较后世为高。

并且秦朝结婚的女子拥有独立财产权与一定限度的继承权。丈夫殴打妻子也要承担同等程度的殴伤罪，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宽松，改嫁与再嫁之事也属平常。

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朝聘之礼，为周王室用以向诸侯申明统治权力，明确尊卑等级秩序与义务的礼仪，是周天子用以控制各诸侯国的重要手段。

但春秋以降，随着周的衰落与各诸侯国势力的壮大，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朝聘礼日渐减少，而诸侯国间的朝聘活动则日益频繁，新的朝聘礼制也开始形成。

秦国自春秋初年襄公立国，开始以诸侯国的身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成为新的朝聘礼制的实践者。

不过，大概是秦国起初避居西土且忙于与西戎争夺生存空间的缘故，在此期间，秦国的影响仍仅限于西周故地。

而随着秦穆公的崛起和插手东方事务,秦与中原诸国也开始了友好聘问往来。因此秦国也很快融入了新的诸侯间互聘体系中,并且秦国贵族已相当熟悉“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的礼仪原则。

到了春秋时期秦晋两国互遣大夫相聘，正合礼经所言，进一步说明了秦国在春秋早期其对邦交礼仪的熟悉程度和运用情况已不逊于中原大国。

而且随着秦国势力的进一步发展,秦穆公末年,还得到了周天子的遣使致贺，不过就秦与中原诸侯间的互聘而言，终穆公一世，秦国遣使聘问尚限于邻国。而到了其子秦康公时代，方才越方岳相聘。

此外，春秋二百余年间，秦与诸侯间尚有数次聘问活动。

总体而言，春秋时期秦国的聘问活动符合《周礼》的礼仪规定，并无违礼之事。并且秦国与中原诸国聘问礼制活动的演变趋势相同:“礼尚往来”的邦交礼仪色彩逐渐弱化，交换信息和商讨国事的政事色彩日益明显。

这一趋势延续至战国,且愈演愈烈,秉承西周传统的聘问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天子朝聘礼在被诸侯大国彻底榨干其利用价值之后，最终被废弃。基于“礼尚往来”原则的报聘行为消失于史籍之中，繁琐的朝聘礼仪也被大大简化，但王权至上的本质却被进一步凸显。

长期以来，朝聘礼制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天子统领诸侯的等级秩序，如今随着周天子的彻底沉沦和七国并立局面的形成，旧有朝聘礼制已失去其生存土壤，只剩苟延残喘，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适应战国兼并战争需要的遣使外交制度。

秦国作为战国时期迅速崛起并统一天下的最终胜者，自然在朝聘礼制的畸变与遣使外交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与整合作用。

之后伴随着各诸侯的相继称王和周王室的分裂，周天子已失去朝聘的现实意义，从而退出了战国朝聘舞台。

为了适应日渐激烈的兼并战争形势，以各国国君为中心的新朝礼则在迅速形成当中。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礼尚往来功能显著淡化，功利色彩则十分浓郁。具体表现则主要在于报聘行为的消失，朝聘礼适用对象的扩大，以及朝聘礼仪的删繁就简和突出王权上。

在周天子失去了对于会盟活动的控制能力之后，各诸侯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展开相互频繁的会盟活动，会盟逐渐成为诸侯间会面协商、缔结同盟的重要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会盟二百多次，周天子皆非发起者，还迫于新兴霸主的权威，间或遣使参会，甚至亲身与会，再无天下共主之威。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不受周天子节制的会盟活动频繁发生，很好地诠释了平王东迁后的礼制下移，而秦国作为新兴的诸侯，自然也参与了诸侯间的会盟活动。

在平王东迁至齐桓晋文相继崛起之时，各诸侯国已经初步开展了相互间的会盟活动，之后随着诸侯间会盟的规模和作用显著扩大，逐渐跳出了区域范畴，演变为盟主维护中原地区稳定和自身霸主地位的重要途径。

而秦国在此阶段的参会与盟情况，也大抵符合春秋时期中原诸侯的会盟活动演变规律，但又保留其自身浓厚的地方特征，充分表明其遵礼守信的盟誓态度，显示了早期秦人礼乐教化的初步成果。

结语

无论是婚礼亦或者是宾礼，在早期秦国的对外发展以及内部交流中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表现了当时秦国的文化底蕴以及国家地位，另一方面也为之后秦朝的一统奠定了基础。

时至今日，当时的礼仪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发展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此中更能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参考文献：

《史记》

《战国策》

《春秋会要》

《礼书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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