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活动的生成不仅是道德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因素的作用所致，还伴随着深刻的情感体验，正因如此，对道德情感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中外伦理学家关注的重要内容，要深入把握道德情感理论需要对以下两个问题获致清晰的认识。

　　1.道德情感主义与道德理性主义的对立。自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到文艺复兴运动止，在欧洲伦理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一股理性主义伦理思潮，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伴随科学的进步与繁荣，这一潮流变得更加强大，从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斯到康德、黑格尔等绵延不绝，他们只承认理性认识在把握道德伦理问题上的决定作用，否认或贬低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依赖性。与之相反，在欧洲大陆以外的英国，自 17世纪初就产生了具有重要影响的道德情感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包括沙甫慈伯利、哈奇逊、休谟、斯密等人，他们力主情感是道德的基础，道德上的善恶完全是由人的苦乐感决定的。如休谟在其《人性论》和《道德原理探究》中借助经验归纳法和心理分析法得出结论：在人性中对道德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理性只能辨别事实真相，情感才能决定善与恶，同情心和人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感是决定道德判断的最终依据，并将科学事实判断和道德价值判断作了明确区分，对后世伦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贯彻了这一思路，进一步提出了情感共鸣和心理联想才是决定道德发生的基础，他认为谨慎、仁慈、友爱等各种美德皆以情感共鸣为前提。以休谟、斯密为代表的情感主义伦理思潮，特别是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一直延展到当代的罗素、维特根斯坦、史蒂文森等人，这些学者把道德语言的逻辑分析与道德情感理论结合起来，超越了休谟、斯密等人对道德生活的一般经验分析，使道德情感理论建立在缜密的语言学和逻辑学基础之上，开创了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崭新时代。而以诺丁斯为代表的当代女性关怀主义伦理学，更是将道德情感问题置于其全部伦理学的基础位置，并力主将道德情感教育贯彻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各领域。

　　2.道德情感的主要特征。尽管道德情感主义学派否定理性认知之于道德伦理的重要作用，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情感和道德认知决不是两条平行延伸的直线，而是彼此缠绕在一起的双螺旋结构，二者相互推动、相互诱导，只有深刻的道德认知才能激发起炽烈的道德情感，而炽烈的道德情感会鼓励人们去进行更加深刻、全面和富有远见的道德认知。此外，还要正确看待道德情感和自然情感之间的辩证关系，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以负罪感、悔恨感、自责感为例，指明了它们作为道德情感和恐惧感、忧虑感、烦恼感等自然情感存在本质性差别，但同时他又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彼此重合、相互依恋的内在关联。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研究道德情感问题，要特别注意儒家“爱有差等”的自然血缘亲情和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的重要差别，前者立足于血缘关系，具有相对性，后者立足于个体独立，具有普遍性，如果只是局限于自然亲情，极易将道德情感理解为自然本能的延续，只有立足于自然血缘亲情，又能够从中超拔出来，消解掉它与道德情感之间的对立，才能真正凸显一个人由天定性自然情感向自由自主性道德情感的崇高飞跃。道德情感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西方学者通常把同情感、怜悯感、正义感看作重要的道德情感形式加以深入研究，我国学者则把义务感、羞耻感、荣誉感、幸福感置于极为重要的理论位置。但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在道德情感研究领域，人们对道德情感生成机制的研究尚处在起始阶段。但无论如何，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道德情感对人的道德生成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催化剂作用，它是道德认知向道德信念转化的中介和桥梁，它通过促进或抑制人们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直接影响到人们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和道德品质具体范式的有效建构。

　　在当今中国社会，人们在价值追求上的世俗化倾向积淀在道德情感层面，具体表现为对道德伦理的冷漠，仅将道德视为外在的约束规范，在内心深处丧失了对道德崇高的敬重之情，乃至怀疑和漠视道德的存在，忘记道德责任，推卸道德义务，不再对道德产生渴求、愉悦和喜好的情感。这种道德冷漠同样体现在官员阶层身上，就当前我国领导干部道德情感领域的具体状况而言，透过大量腐败官员的案例可以看出，其主要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待本职工作缺乏道德责任感。权力与责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其位必谋其政，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个别领导干部把权力与责任截然分开，诸如：养尊处优，脱离群众；办事拖拉，不讲效率；遇事推诿，不负责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荒疏公务，不尽职责；小病大养，萎靡不振等。与贪官相比，这些干部或许可以算做清廉的干部，但他们以消极的精神状态对待本职工作，缺乏应有的事业心，从政治伦理学的视角看，我们仍然将他们视作缺乏道德情感的不称职干部。（2）对待人民群众没有道德义务感。在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个别干部以蛮横、强硬的霸道作风和简单、粗暴的衙门作风对待人民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经常大讲“命令主义应该，官僚主义有理”的歪理邪说，将党和国家交给自己的工作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立起来，完全丧失了对待人民群众的基本道德感情，彻底忘记了我党的一切工作皆是为了人民群众谋福祉这一根本宗旨。（3）个人不当情欲泛滥失控。如前所述，中国儒家历来把人伦亲情当作道德伦理的基础，但这种血缘亲情在“爱有差等”原则的指导下不加限制地发展下去，经常会吞噬正义的制度和法律约束，演变为非道德情感。反映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中，就是不少领导干部被亲戚情、同乡情、同学情、战友情等各种“情”所累，逐步走向公私不分、公事私办、裙带关系盛行的境地。

　　如何克服我国官员在道德情感领域存在的上述种种不当之举，真正培养起领导干部高尚的道德情操，无疑是目前领导干部道德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当前，要有效抑制领导干部的各种不当情感，使其高尚的道德情感永远处于主导地位，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作为。

　　1.要以饱满的道德热情去勤政为民。凡是确立了崇高的人生目标，立志为人类崇高事业作贡献的人，无不以火热的道德激情奋不顾身地去投入自己的本职工作。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斯斯韦伯也认为，一个选择了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必须懂得，尽管政治生活中可能存在阴谋、奸诈、不公等种种非道德行为，但由于政治是一件需要“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因此，你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永远保持一种炽烈的热情和冷静的判断力，以切实的道德激情去皈依掌管你政治理想的善神和魔神，惟其如此，才能够做到无论是面对胜利或失败，永远屹立不溃，时刻听从志业之神的召唤，并去努力完成它所赋予你的神圣使命。

　　2.真正在灵魂深处做到“情为民所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文艺要真正做到为工农大众服务，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深入工农大众之中，切身体会工农大众的所思所想，只有和他们产生了道德情感上的共鸣，才能创作出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同样道理，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实现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切实做到深入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决不可高高在上，对人民群众吆五喝六。笔者对四川省原省委书记张学忠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社会发展方向进修班”上所说的一段话深有同感。他认为，我国“三农”问题能否解决好的关键，不全在国家对农村实施的各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政策，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对广大农民是否具有真情实感，心中是否真正装着农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依靠“剪刀差”从农民身上抽取了大量财富来建设国家工业化，到了改革开放后，许多从农村考学出来，现在成为国家高中级干部的人，却渐渐对农民丧失了应有的道德感情，不改变这种局面，“三农”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得以解决。

　　3.学会用正确渠道释放自己的情感压力。在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生活十分复杂、工作负担更加繁重、各种急难险重任务经常突然降临的今天，许多领导干部在工作、生活、学习、心理、生理等各方面面临着重重压力，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和现代政治造就的各种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也接踵而至。在这种压力与诱惑交织并存的情况下，要做到堂堂正正做官，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实属不易，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主观感受的调整、感觉压力的调整、心理冲动的调整、认知评价的调整、行为动力的调整等各方面找到正确的途径与方法，要通过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寻找健康的娱乐方式来有序控制和释放自己的情绪压力。反之，试图通过纸醉金迷、粉黛绕身的非道德方式去寻求肉体感官刺激，以减缓各种压力造成的心灵痛苦，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而无法自拔，最终走向道德堕落和违法犯罪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