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谈“创业”？

创业是最原始、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但是，由于创业所处的时代背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创业的内涵也在随之发生变化。我们知道，对应中文“创业”一词，有两个英文单词，一个是“entrepreneurship”，另一个是“start-up”。长期以来，中文的“创业”都被译为“entrepreneurship”，它是一般意义上的，包括以前人们常说的谋生型创业。我第一次看到“start-up”被译为创业、创业的，是在一本书的封面上。这本书是《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在这本书上，“创业的国度”被译为“start-upnation”。我曾经带着这本书和交大的emba学生到以色列游学，该书的作者之一索尔·辛格为我们做了一个讲座，并给大家赠送了《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的英文版。“start-up”是这本书的关键词，在书中反复出现。现在，“start-up”除了被译为创业、创业的，更多的是被译为新创公司，也有译为初创公司，或者是创业公司。我觉得译为新创公司最佳，不仅表明公司新，在0到1的阶段，而且，做的事也很新。

二、今天，创业做什么？

不同于“entrepreneurship”，“start-up”专指研发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创业，内含着创新的创业。在以色列，新创公司主要在做新技术，因为没有做新模式的需求，或者说，需求很小；在美国，新创公司大部分在做新技术，也有做新模式的，如facebook；在中国，做一个大致的估计，前些年来，做新技术的少于做新模式的，百度、阿里、腾讯、京东都是做新模式起家的。这种情形当然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但肯定要发生变化，研发新技术也将成为中国越来越多的新创公司的使命。唯有如此，才能把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新创公司大量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技术背景。首先，产品和服务全面过剩时代的到来，倒逼创业活动必须致力于新技术、新模式的研发，既提供创造性需求，又改变需求实现方式。其次，各领域技术革命的活跃，互联网平台的出现，使基于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创业，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间和实现空间。

知道这一背景的变化，知道今天的创业做什么，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直以来，总是有人认为，在经济下行时，政府鼓励人们创业，尤其是大学生创业，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这是不靠谱的。这种说法将“双创”视为权宜之策，忽视了在“新常态”引领下提出“双创”的背景变化，以及由这一变化而产生的深远意义。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了防止经济过快下滑，进而导致严重失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但由于外部的需求冲击比预想的要严重，同时，刺激政策将原本已经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产能和债务问题推向了更加严峻的程度，所以，在2014—2015年，我们相继提出“新常态”、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新举措，“双创”就是其中的具体途径，试图通过社会动员，唤起自下而上的力量，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双创”是转型大计，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今天，什么人在创业？

纵观历史，早年从事创业的主体是移民。移民纵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但是，移民本身的一般特征是具有冒险精神，渴望成就事业。美国成为创业创新的国家，与三次大移民潮有关。第一次是英格兰、苏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向美国东北部移民；第二次是向美国西部，主要是今天的加州移民；第三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世界各地涌向美国的移民。在《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一书中，作者告诉我们，以色列成为创业创新的国家，与苏联解体后，100多万犹太移民到以色列有重要的因果关系。再看看改革开放以后的深圳，深圳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大发展，都是与移民在那里的创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移民成为创业创新的充分条件。

历史发展到今天，再希冀通过大量移民谋求大规模创业，已几无可能。创新创业的专门人才是今天的创业主体。创业创新人才成为创业创新的必要条件。他们当然可以从一个国家或城市到另一个国家或城市去创业，但这已经是个体的行为，而不是群体的迁居。创业创新人才来自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就像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特拉维夫大学等，被公认为是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未来中国也会出现一批这种类型的大学，在培养创业创新人才方面产生独特的作用。当然，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对于培养创业创新人才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我们把劳动人口分为创业者和打工者，那么，他们的本质性差异在哪里？在《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中，作者观察和研究了创业者的行为，进而挑战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说，提出高于短期理性动机或超理性动机的创业者行为。“在对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人类行为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新阐述时，我们质疑经济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一些基本假设。”该书作者认为，创业创新需要个人超越短期利益，并关注于长期共赢。该书作者说，在热带雨林（指创新生态）中让人们从事创新的动机是超理性动机，是指竞争的刺激、人类利他心理、渴望冒险、探索以及创造的喜悦、为后代做打算、渴望实现生活的意义等。超理性动机是基于创业者和创新文化提出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另一种假说。

观察雨林，这里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虽然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与需要，但是创新却要求巨大的自我牺牲与自我约束以实现成功。这正是内在超理性动机的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有人认为，企业家精神并不是通常所谓的企业家所特有的精神，究其本质，社会中任何个体，只要是愿意通过承担风险而获得超额回报，都可以认为是有企业家精神的。这其实还是在讲经济理性，任何谋求最大化的行为，都是有不同程度的风险的。

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具有企业家精神，并最终成为成功创业者和企业家的人为什么少之又少？这取决于创业者和其团队成员是否为“对”的创业者，是否在满足“对”的需求。经验表明，是否“对”，是试错的结果。当然，创业者是否处在一个“对”的地方（雨林）也很重要。这就是下面要讲到的创新生态的价值：能够提高试错为“对”的概率。然而，“对”的创业者找到了“对”的需求，是否就意味着成功呢？答案是否定的。我提出过第三个试错——“人格试错”，即企业主能否在激励和约束之间找到平衡，既能够直面挑战，赢取各种商机，又能够克服自我膨胀、过度投机和不良习性等人格缺陷，进而试“对”，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实现这个平衡的创业者和企业主，一定具有超理性动机的特征。

资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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