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错误是不能犯的，一个战略性错误可能导致一个企业全军覆没，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的整体衰落源于战略性失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如联想、海尔等能够长盛不衰，得益于正确的战略，中国第二代民营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以及失败的企业要想东山再起，重新站起来，都有赖于正确的战略。
我们以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的整体衰落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揭示中国企业成败的命运之谜。
中国企业纷纷而倒下都是“细节”惹的祸吗？
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已经纷纷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知道，牟其中的南德公司衰落了，史玉柱的巨人集团衰落了，太阳神衰落了，三株衰落了，沈阳飞龙衰落了，505衰落了，中国民营企业纷纷衰落，一如它们的迅速崛起，令社会公众莫名惊诧，专家们大跌眼镜。
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这竟成为世纪末中国一个特有的经济现象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第一代民营企业为什么不约而同地走起了下坡路？下一代民营企业路又该怎样走？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的认为都是广告惹的祸，“标王”惹的祸，有的从民营企业的管理机制上找问题，有的把造成败局的原因归咎于某一次决策失误，有的则从企业领导人的性格品行上找根源，进行神秘主义的所谓探索，甚至进行人身攻击，等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按照这种探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广告，昨天是致胜的法宝，今天就成了败北的元凶？
为什么同样的性格，昨天还是他成功的关键，今天却成了致命的弱点？
为什么同样是民营企业的管理机制，在昨天还被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顶礼膜拜，今天竟成了导致他失败的罪魁祸首？
难道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按照这种探索，失败的民营企业，家家都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题，各家的问题又都各不相同，一次决策的失误、一个疏于管理的问题、一种性格品行方面的弱点、一个领袖情结等等，就能造致整个企业无可挽回的败局。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在今天而不是昨天或明天，中国的民营企业竟这样弱不禁风，争先恐后地应声而下？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同一时期，各种不同的因素，都会使民营企业纷纷中箭落马？
难道真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是殊途同归，中国民营企业都走上了穷途末路？
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长不大，为什么各领风骚三、五年，为什么纷纷倒下？
倒下的企业家在问，没有倒下的企业家也在问，媒体记者在问，经济学家在问，政府官员在问，一般社会公众也在追问，人们急切地希望解开这个人面兽身的“斯芬克思之谜”，一时间，各种议论沸沸扬扬，甚嚣尘上，闹得洛阳纸贵。
要解开这个“斯芬克思之谜”，首先必须拨开种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所造成的战略迷雾，必须首先将人们的观念从各种细节的错误论调中中“拯救”出来。
媒体之过论
史玉柱对报道巨人危机的媒体，尤其是对最先披露其危机内幕的深圳《投资导报》一直耿耿于怀：“我本来还能走出困境，经媒体这么一报道，就彻底完了”。他认为，如果媒体不报道，他的命运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三株的吴炳新也认为，如果“八瓶三株喝死一条老汉”的新闻不被扩大化，三株就不会倒下。秦池的老总也认为，是“川酒入秦池”的一篇报道搞垮了秦池。很多人都持这种观点，以致此后企业家们都对媒体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与以往热衷于跟媒体打交道，炒作新闻，炮制各种肉麻的吹捧文章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可见这种观点的流毒之深。
媒体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你不懂得驾驭媒体，本来就是你的错。这是其一。其二，媒体只是对本来已经败落的事实进行了负面报道，而不是使其败落的根源。在媒体报道之前，败因已经存在，如果不是找到失败的根源，进行对症下药的治疗，失败仍然不可避免，即使媒体不报道，也照样会继续走向失败，诿过于媒体，恰恰证明没有找到真正的根源。这就更证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其三，在巨人走向辉煌的过程中，海内外媒体对其的正面报道不计其数，给巨人带来了数以亿计的无形资产，媒体之功不可没，与负面报道相抵，媒体之功也大于过。
说媒体“以落井下石的火力一夜之间彻底打垮了被它几年吹捧过的企业——巨人集团”，简直是胡扯。
资金短缺论
“如果有1000万资金，让大厦开工，一层一层往上盖，人心自然安定，支撑几个月，生物工程启动后，留足滚动发展资金，利润可观，再投入大厦建设，从电脑软件方面再拆借点钱完成一期工程没有问题。待20层盖完，我不仅兑现合同，再多拿出一些楼面补偿买楼花者，危机自然化解。目前就是资金周转不灵，卡在这个坎上了”。史玉柱这样盘算着。这种观点同样很有市场，例如，几位“资深”专家和财经记者在对史玉柱进行联合采访后的分析中甚至得出一个“不无悲壮的结论”说：“对融资的隔膜，对金融市场的疏离，才是史玉柱败走麦城的关键所在”。在他们看来，巨人的倒下就是因为资金周转不过来引起的，为什么资金周转不过来呢？融资能力差！似乎只要能融到1000万资金，巨人就能立于不败。
巨人的问题决不是“资金短缺”那么简单。所有破产的企业在破产时都是“因为”“资金短缺”。每一个赌输了的人也都是“因为”“资金短缺”，如果他有更多的资金作赌注，他也能把输了的钱再赢回来。“资金短缺”仅仅是一种表象，如果只看到资金的短缺，看不到资金短缺背后隐藏着的深刻根源，无异于赌红了眼的赌徒，即使资金短缺问题得到了解决，迟早还会走向失败。
这里我们不妨引述一段奇谈怪论。前巨人集团常务副总裁在著书中讲了这么一件事：某“企业研究专家”，是“参加了几个大企业的企业解剖和战略再定位”、“至今仍担任著名的海尔集团、三九集团的策划顾问”并著有“多部企业研究专著”的企业研究专家(何等厉害！)，在一次喝酒时问这位前副总裁：“用一句话概括巨人失败的原因？”(专家风范，果然不凡！)这位副总裁在“喝了很多酒”，又“思考了半个小时后”，语出惊人：“巨人的债务结构不合理！”专家闻言，“如获至宝，他以夸张的表情表达他的惊讶，说只听说产业结构股本结构，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债务结构’的述语。”(他更厉害！)他说：“巨人不是欠债太多了，而是欠债太少了，如果当初大胆向银行举贷，巨人不会如此局面。”(银行的钱搞丢了是要掉脑袋的！)这种债务结构的不合理才是史玉柱的“致命错误”，前副总裁最后总结说。听了他的这些话，“喝一杯酒抿在口里久久不咽下。”(又惊讶了不是？)这位专家“讲了两句话：其一，他在一些书中引用过巨人作反面例子，用得不妥；其二，他非常敬佩史玉柱，他渴望能见到史玉柱。”这段自弹自唱的奇谈怪论到最后，专家变成了学生，向他这位老师真诚道歉，并还要向他的师爷负荆请罪！
这样的高级智囊！这样的专家！伴史玉柱左右，难怪史玉柱要在黑暗中摸索了。史玉柱悲乎哉？可悲也！
“资金短缺”、“债务结构不合理”，你需要多少钱？巨人大厦总投资12亿，我借给你12亿怎么样？你用12亿把70层高的巨人大厦盖起来了，但是，70层高的巨人大厦的市场在哪里？珠海总人口不足100万人，特区进入了后特区时代，70层的写字楼在珠海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终端市场，结果必然造成12亿资产沉淀，你欠我12亿，每年还要增加接近1个亿的债务，如果这样，史玉柱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再给牟其中6个亿怎么样？如果还按牟其中原有的思路走，他会败得更惨。
再给吴炳新10个亿怎么样？如果还按吴炳新原有的思路走，他会败得更惨。
机制弊端论
这种论调与上一种论调一脉相承。为什么巨人会融不到钱呢？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史玉柱“对融资的隔膜”，但在“更深层次”上则又要归咎于民营企业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民营企业融资渠道过窄，中国资本市场又不发达，民企很难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和在银行贷款。“我就差1000万，巨人集团资产规模5个亿，区区1000万的小数目根本不算什么，可眼下这一关就是过不去”。而这要怪民营企业的政策环境。
众所周知，民营企业的机制几乎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今天你融不到资就说民营企业的政策环境不好，你咋不说正是民营企业机制的优越性成就了你的宏伟大业呢？难道好的东西就不能有一点瑕疵？况且，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早已客观存在，你没有考虑到也是你的错。
抽血过多论
巨人大厦向生物工程抽调资金过多，导致这一新兴产业过度贫血，生物工程出现萎缩。“1992年下半年，一位领导来我们公司参观，建议把楼盖高一点，于是，我们就把设计改到了54层。1994年初，又有一位领导来珠海视察，要参观巨人，我们又把设计改到了70层”。言外之意，似乎巨人大厦不盖那么高，他就不会有此一劫。
这是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某一个具体操作上的失误，就事论事，仍然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失误？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如何避免这样的失误？这种论调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
多元化陷阱论
史玉柱承认，在保健品领域他付出了上亿元的学费。巨人大厦则更是把他拖向了深渊。
这已经是比较深刻的观点了。但是，为什么恰恰是在此时而不是彼时进行了多元化？为什么选择房地产和保健品行业？多元化背后的决策动因又是什么呢？不克服其中的动因，即使没有多元化，那也会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再说了，多元化有“同心多元化”和“多心多元化”之分，“同心多元化”即主业突出、结构合理的多元化是规避风险、做大利润的正确经营模式，即使是“多心多元化”，世界上也不乏成功的案例，近的就有华人首富李嘉诚。焉能用一句“多头陷阱”一言以敝之？
时运不济论
有人说：“史玉柱运气不好。盖巨人大厦恰好碰上中国加强宏观调控，银根紧缩，地产降温。巨人大厦非常不巧地建在三条断裂带上，珠海两次发大水又将地基全部淹没了，整个建设工期耽误了10个月，多投了3000万。开发保健品的时候恰好撞上全国整顿保健品市场，保健品降温。”
运气不好，巨人集团受到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巨人大厦项目上，像我们在小摊上买衣服那样，原本每平米1600元的地价最后只收了350元，而且还可以后交，全中国能有几个人有这等好运气？进入房地产，房地产降温，进入保健品，保健品降温，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当一个行业赚钱的秘密连行外人都知道了，这个行业离赔钱还会远吗？大凡在热潮中抓住机遇的人，都是在热潮来临之前就已提前进入了，而看到热潮来临就去追赶热潮的脚步，一定是步步为迟，步步踏错。
广告祸害论
“靠广告吹起来的企业终究没有好下场”。这种论调颇有市场，尤其是当类似这样的企业一个个都倒下来之后，这种论调几乎成了全社会的一种共识，以致企业家个个都小心翼翼地，不再大声张扬，中央电视台取消了广告标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广告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哈医药广告一出，群起而攻，大家都为它捏一把汗。
广告正是第一代民营企业成功的秘诀，为什么在此时此刻变成罪魁祸首了呢？巨人、三株、505、飞龙、爱多等等，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天空中一颗颗耀眼星星都是依靠强势的广告迅速膨胀起来的，广告是它们共同的心照不宣的秘密。如果没有广告，它们在前期根本不可能取得那样大的辉煌业绩，而它们在后期则照样会走向败落，因为它们的失败并不是广告对错那么简单。如果没有广告，或许它们连失败的机会都不会有。
对此我们稍作具体分析。假定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的衰落是因为广告做得太多了，可是我们知道，在前期这些企业恰恰是因为“广告做得太多”而快速地发展起来的，那么，为什么在后期“广告做得太多”又使它倒下了呢？同样是广告，为什么昨天还是致胜的法宝，今天就成了败北的元凶？显然，把衰落的原因归咎于“广告做得太多了”，经不起简单的推敲。“广告做得太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我们应该透过这种表面的现象去把握问题的实质。
即使只就表面现象而言，正确的提法也应该是：在后期“广告做得太多了”。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
一、为什么在后期广告不能做得太多？
二、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们都会在后期广告做得太多？
或者，换一种问法：
一、“前期”与“后期”有什么不同，从而不能在“后期”与“前期”一样地“广告做得太多”？
二、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为什么会在“后期”犯同样的错误——“广告做得太多”？
这就有赖于探寻广告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了。
知识过多论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到处传诵着无知无识、无法无天、花天酒地、一夜暴富的“大款”发财的神奇故事，“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操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脑体倒挂比比皆是；无独有偶，放眼海外，一些世界级的企业家居然也是出身低微。于是，探究知识分子的种种劣根性和对“大款”们进行天花乱坠的肉麻吹捧甚嚣尘上，无知无识、胆大包天的“大款”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教授学卖馅饼”成为时尚，“知识越多越反动”变成了“知识越多越无用”被津津乐道，新的“读书无用论”抬头，退学潮起。在这种氛围中，史玉柱的崛起被认为是一个异数，而巨人的倒下则又为这种论点作了新的注解：“知识分子还是不行，你看，史玉柱上去了，又下来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从农村到城市、由浅入深的道路，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广大的农民和城市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待业青年、无业游民等社会边缘人群历史地处在了时代大潮的心脏地带，成了市场经济的捷足先登者，他们抓住了一、二个比比皆是的市场空白点或体制的真空地带，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发了财，成了“大款”。他们毋须“超凡胆魄”和“远见卓识”，也不需要“毅然”砸碎“铁饭碗”“下海”，他们本身就在海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精英阶层纷纷“下海”，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先富起来的社会边缘人群如果不提高自身素质，大量地被淘汰出局是历史的必然。未来社会必然是知识精英的天下。
除此之外，这里还存在一个统计学上的误区和参照系的倒置。在全社会的人口中，出身低微、学历不高者占绝大多数，因此，就绝对数量而言，企业家中出身低微、学历不高者自然也就占居了多数，给我们的感觉好像学历高了读书多了就当不了企业家发不了财了似的，这是一个误区，其实就相对的比例而言，即相对于低学历的庞大基数和高学历者的小基数来说，还是高学历的企业家多！另一方面，现在享誉世界的大企业，大多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起家历经几代人的努力而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的，而现在时代早已经不同了，未来更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现在起步创业，不以未来为参照，反以一百年前的社会为参照，这是将参照系倒置，尚未起步就已经晚了几个时代，晚了上百年，焉能还有安身立命之地？再说了，读书自有读书的用处，搞导弹的并不以赚钱为目的，人身的价值、知识的价值哪能用金钱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
性格缺陷论
史玉柱性格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豪赌天性，正是这种豪赌的天性把巨人推向了深渊。
为什么同样的性格昨天还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今天却成了败北的元凶了呢？刚刚在昨天，企业家们风光之时，我们的媒体记者对他们进行肉麻的吹捧，吹得他们从头到尾仿佛每个毛孔都有什么伟大的因子，今天，他们一倒下，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对他们口诛笔伐，幸灾乐祸地嘲骂。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揭秘”分析又有多少含金量呢？
领袖情结论
史玉柱有领袖情结，他用指挥战争那一套来搞经济，什么“三大战役”、这个那个“战区”之类的，学革命战争那一套搞法，过领袖瘾。
模仿领袖，过领袖瘾，这在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中比较普遍，而且往往越是学识较高、“抱负”较大的企业家越是有这样的情结。比如牟其中，处处模仿毛泽东；红桃K集团的谢圣明，毛选不离手；三株的吴炳新，学毛泽东把支部建在连队上，打人民战争，走农村路线，他也把营销组织建在了村寨和街道，发动几十万的营销大军，打营销的“人民战争”，重点开拓农村市场，走农村路线等等。史玉柱也是如此。其中的“奥秘”有二：
一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政治社会过渡而来的，人们带着政治社会的胎记，普遍崇尚政治，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欲极强，最大抱负是“治天下”，而不是发大财，“下海”之初往往是一种不得已。他们没能在广阔的社会舞台和政治舞台上施展他们的抱负，实现他们的权力欲、征服欲，那么“下海”之后，他们很自然地拿自己治下企业的那“一亩三分地”来演练他的政治抱负，实现其权力。这是一种模拟政治。这样的企业家，如果他“心不在焉”，一心只为政治，经济只是一种手段，那么他肯定搞不好他的企业，牟其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而如果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财，模仿政治不过是自娱自乐，那也无伤大雅，史玉柱、谢圣明、吴炳新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领袖情结决不是导致他们失败的根源。
其二，正因为中国社会由政治社会进入经济社会，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前面没有可参照的企业经营范本，国外的范例又由于语言、信息的阻隔和经济环境的大相径庭难以成为他们的参照系，而他们本来就很熟悉的革命战争和政治中其实有很多道理与企业经营是相通的。所谓商场如战场。于是，他们很自然地就拿革命战争和政治原理应用于企业经营。中国的企业家们不是懂得了经济之后才去搞企业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带着深深的政治烙印和军事情结历史地参与到企业实践中去的，因此，他们模仿政治军事，过领袖瘾，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史玉柱的民营企业十三种“死法”
巨人倒下前后，史玉柱请来多位理论派经济学家进行“大反思”，经过长时间的反思之后，史玉柱竟总结出了所谓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并堂而皇之地在中国民营企业高层论坛上像专利一样地向世人发布，一些不辨真伪的媒体记者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请看史玉柱的反思成果——
第一种死法：不正当竞争。
第二种死法：碰到恶意的“消费者”。
第三种死法：媒体的围剿。
第四种死法：媒体对产品的不客观报道。
第五种死法：主管部门把企业搞死。
第六种死法：法律制度上的弹性。
第七种死法：被骗。
第八种死法：“红眼病”的威胁。
第九种死法：黑社会的敲诈。
第十种死法：得罪某手中有权力官员，该官员可能利用手中的权给企业发展制造障碍。
第十一种死法：得罪了某一恶势力也有可能把企业搞死，比如说他在产品中投毒。
第十二种死法：遭遇造假。
第十三种死法：企业家的自身安全问题。
除了这十三种死法之外，史玉柱说：“这里面还不包括出于企业内部的原因，比如经营不善等。”
十三种“死法”全部是外部原因，而且都带有“不明真相的飞行物”的性质，说到企业自身的原因则用“比如经营不善”一言以敝之，从中我们只读到了一种怨恨的情绪和发泄心态，没有丝毫的真知灼见。这就是史玉柱的反思成果！也是我们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反思的普遍形式。
这种“细节主义”的论调还可以举出N多个。
如果我们的社会只停留在上述论调的这种认识水平上，被这种论调所包围，那么，倒下的企业决不可能东山再起，即使偶然站起来，也会再次倒下去。而没有倒下的企业也难以长盛不衰，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中国企业为什么一再上演“大败局”的根本原因。
“标王现象”只是一种表象而已，并非实质，是盲目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不等于无论什么时候“标王”必败；广告炒作也是一种表象，它曾经造就了迅速暴富的无数企业神话，巨人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其历史功绩不可没，不能一笔抹杀，成是萧何，败却未必也是萧何；宏观经济调控从表面上看好象是偶然的，实质是一种必然，是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对于能够把握经济规律的人来说是可以预见的，而对于不懂得经济规律的人来说却是不可捉摸的；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银行制度是早就存在了的，并不是一夜之间从地上冒出来、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应该考虑到而没有考虑到，这是你的错……如果不从本质上认识问题，而是这样隔靴搔痒，为自己找出种种借口来辩护，那么，同样的错误还会再犯，而更有可能的是，此次失败即无东山再起之日，犯同样错误的机会都不会有了。
单个地看，这些论调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都是很肤浅的，甚至自相矛盾，根本经不起推敲。那些因素早就存在，为什么不是在昨天或明天，恰恰是在今天造致了中国民营企业整体衰落？为什么有些因素昨天还是它们制胜的法宝，今天却成了置它们于死地的罪魁祸首了呢？这本身就说明，这些因素并不是根源所在，单由这些因素决不可能导致整个集团全军覆没，这些因素的背后必定还有更深刻的根源。
如果没有广告，它们在前期根本不可能取得那样大的辉煌业绩，而它们在后期则照样会走向败落，因为它们的失败并不是广告对错那么简单。如果没有广告，或许它们连失败的机会都不会有。
——何学林
中国企业战略批判
中国民营企业究竟为什么要异口同声地喊“落”，不约而同地向“下”，殊途同归地走上末路呢？造成这种局面的共同根源、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各个民营企业衰落的个案分析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答案，不同的因素都导致了同样的失败，这本身就证明这些因素并非它们失败的共同根源。
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成功的企业个个相似，失败的企业却各有各的不幸，中国民营企业各自衰落的种种不幸因素，构成了它们失败的个性，但是，它们必定还有共同的根源，否则，单由这些个性，决不可能使它们整体地衰落。
不了解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会在昨天一夜之间突然崛起，自然也不会懂得它们为什么会在今天整体衰落。而没有一定的经济学素养和深沉历史感，就不会明白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崛起和衰落。
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超额利润使得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一夜暴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大变革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意味着旧体制可以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意味着实践可以先行，可以大胆地试，可以边摸索，边立规矩，先摸索后成方圆；往往一个“放”字，一项“放”的政策，既废除了旧的条条框框，又取代了一切尚未建立的新规范新体制，旧体制已经打破，新体制新规范尚未建立，在实业界形成了体制的真空地带，给实践者提供了无限的操作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对素质较低的社会边缘人群恰好历史地处在了经济大潮的心脏地带，社会精英人群则远离经济大潮，加之人们观念的转变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慢过程，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实业界同时又是一个人才的无竞争领域；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伊始，未被开发的市场却又无限广大，到处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留下了巨大的市场空白点，其中蕴藏着十分巨大的超额利润。这是政治家为实业家提供的免费午餐，这是一个百年未遇、千载难逢的商机。未必真有超凡胆魄和远见卓识，由于种种原因处于市场经济前沿地带的捷足先登者，得到了这一历史性机遇的恩赐。无限的市场，无限的操作空间，无竞争的领域，使他们如鱼得水，轻而易举地摸到了一个市场的空白点，而这一市场的空白点恰好又是没有规矩的操作空间和无人竞争的领域，从而使他们率先成了我们曾经津津乐道的“万元户”、“大款”和“大富豪”等等，他们所领导的企业则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牟其中的南德公司、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广东的太阳神、沈阳飞龙、济南三株等等，先后横空出世，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天空中一颗颗璀璨夺目的耀眼明珠。这一时代所造就的企业奇迹，即使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蔚为壮观和绝无仅有的。新旧体制大变革时代如原子核反应堆一样释放出来的巨大经济能量所形成的超额利润历史地掉进了我们的民营企业家的钱袋，这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崛起的深刻社会历史根源。但是，我们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发的财，还误以为全是因为自己真有什么非凡的本事，从而为日后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历史性机遇成为历史及由此造成的战略失误使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整体衰落
但是，历史性的机遇毕竟是历史性的，有她的时间局限性，不可能是不落的太阳，不醒的梦，不散的宴席，超额利润终究是要被平均化的。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了，该“放”的都已经“放”过了，该“摸”的都已经“摸”过了，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日臻完善，新的法规逐步建立起来了，政策性效应行将消失殆尽，企业家的操作空间有了新规矩的制约，需要企业家具有更高的操作水准和艺术技巧；而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社会精英阶层纷纷“下海”，捞鱼的人越来越多，原来庞大的市场被迅速瓜分完毕，加之高素质人才的加盟，商海已不是无人竞争的领域，商战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被开启的原子反应堆经过二十年聚核裂变的释放，其原子核能也将消耗殆尽，超额利润被平均化了，同样的付出所获得的回报比以前要小得多得多了，捞鱼赚钱已经越来越难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民营企业的整体“衰落”即其利润率和发展速度的下降是势所必然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一如它们当初异乎寻常的崛起，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因而他们既没能在“经济高潮”盛极之时预见到即将转衰，从而作出未雨绸缪式的发展战略的及时调整，而是恰恰相反，采取了背道而驰的继续扩张的发展战略，而当经济高潮转衰已成定局甚至部分企业衰落已成事实之后又不懂得作亡羊补牢式的调整发展战略，仍然像我们小时候盼过年似地盼着“经济高潮”再度来临，以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即使是在“巨人”衰落之后，如果其它企业能够认识到问题的实质，从而采取正确的战略措施，那也不致于会有那么多企业步其后尘接踵而去。这种基于错误认识基础上的战略性失误导致了大批企业全军覆没式的衰落，这是另一种衰落，是甚于平均衰落幅度的衰落。只有那些对这一历史转型时期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而能够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并进行及时调整或虽没有清醒的认识但其行事方式恰好符合这一历史必然性的企业才能保持长盛不衰。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不“衰落”或“衰落”幅度低于平均“衰落”幅度的企业，往往有意无意地把握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对于前者我们应该向其脱帽致敬，对于后者我们应该庆贺他们的幸运；而“衰落”幅度甚于平均“衰落”幅度的企业，则必定是不懂得这种历史必然性或虽然懂得但在实践中没能把握的企业，对这两者，我们都要哀其不幸，上面所列举的正是这样一些企业。
我们以“巨人集团”为例进行说明。从巨人集团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巨人集团迅猛发展之时，正值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后第二轮高速增长阶段(1991年下半年至1993年下半年)，或者换句话说，是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造就了巨人集团的急速膨胀，但史玉柱显然没有认识到这种高速增长的“历史”性质，智囊们更是给他打气鼓劲，纷纷献计献策，要让他当李嘉诚，成为世界华人首富。于是，巨人集团在经济高潮盛极应该采取收缩战略的时候反而采取了极度扩张的发展战略，走了一条步步惊险，着着悬空的险棋。首先，价值50亿、珠海市最高的巨人大厦项目被策划出来了。巨人当然不会有50亿资金可盖楼，它采取的是利用形象广告的优势、预售楼花的办法。这是第一步险棋。而巨人大厦预售楼花所得款项却并没有用于盖楼，而是用作了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开发和它的市场开拓。这是第二步险棋。然后又把巨人集团总部办公楼抵押给银行贷了款，贷款也被用在了这些保健品的开发上。这是第三步险棋。于是，“巨人脑黄金”被开发出来了，“巨不肥”、“巨人吃饭香”等继脑黄金之后据说有上百种之多的各式保健品被开发出来了。但为了早日成为李嘉诚，钱不能不用在刀刃上，因此，巨人不能花钱去建生产这些保健品的工厂，它只需要委托其它厂家去加工就可以了，而且加工费也没有必要先付，欠着厂家。这是第四步险棋。就这样，整个经济运行一环紧扣一环，弦被绷得紧紧的，整个巨人集团的根基则被架得空空的，史玉柱把自己定位在了走钢丝的杂技演员的位置上。如果宏观经济继续高速增长，自然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赢得满堂喝彩，不会有任何问题。遗憾的是，经济有规律，潮起有潮落，经济的连环扣脱节其实是一种必然，这样，全线崩溃也就势在难免了。1993年下半年，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来处理从1991年启动的这轮经济增长中的泡沫现象，以软着陆为标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新时期，经济转型时期的历史性机遇宣告结束，市场销售立即滑坡，回款额急剧下降，链条的最后一环终于断裂，拖欠的加工费无法按时兑付，加工厂家的债权人首先上门讨债；由于同样的原因，巨人大厦仍是空中楼阁，过了时限交不起楼，买了楼花的业主要楼没有，也追债上门；银行贷款到期未还，自然要封账号。巨人集团就这样陷入了重重债务危机之中，终至破产倒闭。经济规律全然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不顾你的昔日辉煌，一点面子也不给。这就像股市，升得太高，缺乏业绩支撑，好景不会常驻，必然会回落，牛市太高之后，必然会转熊。高明的股票投资
人决不会盲目追涨，去显示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英雄气慨，而是采取激流勇退的策略，先人一步将手中的股票悉数抛出，让盲目跟进、想在最高点出货的人去品尝被套牢的苦涩滋味。
战略性失误是致命的根源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大地到处传诵着一些白手发家的神奇故事，与今天民营企业四面楚歌的情形恰成鲜明的对比：某某某用借来的几百元或几千元启动资金，在短短的几年内竟奇迹般地一跃而成为身价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大富豪。这正是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所带来的历史机遇的真实写照，是天赐良机使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轻松过关斩将，迅速积累起连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庞大财富，登上了成功宝鼎。但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不懂得这一点，他们把历史性的机遇当作了无边无际的商机，他们欣喜若狂，被早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天下真有不散的免费午餐，真有不落的太阳，不醒的梦，因此，他们不仅没有在如日中天时调整发展战略，收缩战线，为接下来的夕阳西下作未雨绸缪式的准备，往往反而要更上一层楼，再越一座山，去领略悬崖绝壁险峰上的无限风光，往往到了夕阳西下之时还沉浸在昨夜的温柔梦乡里不肯醒来，继续他们那改革开放早期、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思维定势和操作惯性，其不信邪的勇气可嘉，但与经济规律硬碰，摔坏的必定是自己。对大变革时代的历史性没有清醒的认识，把历史性机遇永恒化，由此导致的发展战略的失误，这才是中国民营企业纷纷衰落的根本原因。
“广告做得太多”、多元化只是这种发展战略的一种表象状态，比如，海尔和联想的电话总机号码的后四位都是“9999”，我们是否就可以说这就是它们长治久安的原因了呢？张瑞敏办公室电话的后四位数是“8888”，我们是否又可以说这就是海尔发财的秘诀呢？显然不能这样说。在中国市场经济初期即我们所说的“前期”采取扩张型发展战略是符合这一时期的经济规律因而无疑是正确的，作为这种扩张型发展战略表象形态和一个组成部分的广告战略采取扩张战略显然也是正确的，正是这种战略(包括广告战略，虽然企业家们并没有这种意识)，造就了南德、巨人、三株、505、太阳神、沈阳飞龙、爱多、秦池、厦新等企业迅速崛起的神话，不正确的是在“后期”应该采取收缩战略的时候他们仍然继续采取甚至变本加厉地采取扩张型战略，其扩张的广告战略不过是这种错误战略的错误表现而已，如果没有这种错误表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也会以其它形式表现这种错误，比如投资膨胀等等，同样会导致其全军覆没。扩张型发展战略在前期是对的，在后期才是错的，错就错在没有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我们不应该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假如他们在前期不采取扩张型战略，那么他们不可能在前期取得那么大的成功，而后期的失败则照样发生，大量不知名的企业由于后期发展战略上的同样失误也在败落，只是由于它们“不出名”，因而不那么引人注目罢了，这是一个跳得越高跌得越惨的物理学常识问题，错误的性质并无两样。
新闻媒体的捧杀之“功”也不可抹
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与历史上任何大变革时代一样，这是一个需要英雄也是造就英雄的时代。在大变动时代，草莽也成英雄。政治体制大变革时代造就的是将军统帅、革命家和政治领袖，经济体制大变革时代造就的则是暴发户、大富豪、企业家和改革家。由于我们不知道是这一经济大变革的时代释放出了如此巨大的超额利润，因而常常在企业家个人身上为探寻他们发家的秘密而乐此不疲，新闻媒介推波助澜，社会公众趋之若鹜。于是，在企业家身上，一切都被神秘化了，一切都被颠倒过来了：粗鲁不叫粗鲁，叫男子汉气慨；骂人不叫骂人，叫企业家风度；草率不叫草率，叫有魄力；随便作出一个决定便是果断；连无知无识没有多少文化也成了吹嘘和包装的资本，连沙哑的嗓音也成了妙不可言的音乐……廉价的恭维和肉麻的吹捧劈头盖脑地向我们的企业家砸来，企业家们早已被吹得头晕目眩，昏昏欲仙，飘飘然，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于是，一个个真把自己定位成了伟大的天才，效仿毛泽东，过起了领袖瘾。本来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并不是精英堆里脱颖而出的顶尖人物，他们大多是由于自身当时所处的客观条件，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发了财，捷足先登地占领了商业竞争制高点。他们并不一定具有超凡胆魄和远见卓识，并不一定是经商天才，像牟其中那样从大牢里出来，毋须什么勇气和魄力打破铁饭碗就很自然地下了海，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先行者。但当他们成功之后一经媒体大腕们的联合包装便不得了，说什么下海之初就是为了做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田，什么勇气魄力、远见卓识，样样齐备，真是脱胎换了骨，仿佛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有伟大的因子在里面。经这么一吹，有的民营企业家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以为自己真有什么通天本事可以扭转经济规律，于是从战略战术上都麻痹了接踵而至的经济困境，像红顶商人胡雪岩那种终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他们似乎一刻也不曾有过。其实，人与人之间天生并没有太大差别，成功与失败之间、发财与贫困之间，仅一纸之隔，一步之差，即便是伟大的天才，生下来的第一声呐喊也绝不是一首诗。所以一旦历史性机遇成为历史，大潮落幕，民营企业家们应声而下，简直就是必然的了。而这其中，社会舆论和一些新闻记者的捧杀，其功也不可抹。
大浪淘沙是历史的必然
综上所述，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发展战略失误；之所以产生发展战略的失误，则是源于对经济转型时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历史性没有正确的认识，从而将这种历史性永恒化了；之所以没有正确的认识，又是源于企业家们在经济事务中的不成熟性，在经济行为中的不成熟性，使之未能深刻地把握经济规律特别是中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从而在经济高潮之时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能及时控制投资风险，对经济低潮进行未雨绸缪式的防范，以致低潮一旦来临，失却相应的抵御能力而陷入困境。这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整体衰落的共同根源。而这种共同的根源又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因为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时间尚短，企业家们经历大起大落的经济大潮的洗礼和锤炼尚少，加之中国经济大潮的心脏地带由社会边缘人群“捷足先登”，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整体素质较低，因此，他们存在不成熟性和认识论缺陷几乎是必然的了。我们常常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会有那么多“航空母舰”式的百年老店，而中国的民营企业竟这样弱不禁风？比如两所大学实行两种体制，一所是中国式大学，免试入学，文盲白痴都可以上大学，另一所是美国式大学，实行严格的升学考试，它们都在毕业时设立一样的考试制度，凡通过毕业考试者都发给大学毕业证书。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的崛起就像进入中国式大学一样容易，但他们能顺利通过毕业考试即立于不败之地者却寥寥无几。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经历经济危机和市场竞争无数，企业家精神代代相传，千锤百炼，加之整体经济运行也相对平稳，西方企业要想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就像进入美国式大学一样难，能够顺利毕业即长盛不衰的比例自然要大得多。大浪淘沙，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大量地被淘汰出局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规律的力量是无穷的
规律的力量是无穷的，与经济规律相对抗，结局是很悲惨的。即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不乏这样血痛的教训。
董建华的名字如雷贯耳是在他当了“特首”之后，在此之前，孤陋寡闻的年轻人不会知道董建华是何许人，而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则更是鲜为人知了。提起船王，我们立即就会想到包玉刚，绝不会与董浩云或董建华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怎能想到，董浩云曾经是比包玉刚出道更早、名气更大的世界级华人船王。对一条经济规律的不同判断和应对策略，使两人的船王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变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世界航运业盛极而衰，世界级船王董浩云没有看清这一形势，他被繁荣的假象所迷惑，逆流而上，增加投资，大肆扩张船队，正是在这时，他还向日本订造了世界上第一大的超级油轮，一心要巩固他的世界船王地位。而包玉刚则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便决定激流勇退，上岸分散经营了，终于于一九八О年和一九八五年两次由女婿吴光正成功收购老牌英资“九龙仓”和英资“四大行”之一的“会德丰”，以创造世界经济史上商战经典的方式，完成了战略性转移。
结果果然好景不长，八十年代开始，全球航运业出现了全行业的不景气，董氏家族陷入了几乎是全军覆没的困境，当此之时，董建华临危赴任，他卧薪尝胆，历经长达八年的大手笔债务重组，得到汇丰银行38亿港元贷款和霍英东11亿港币的援助，才使董氏集团起死回生，董建华也因此在香港商界名声大振。但是，经此挫折，董氏家族已元气大伤，董浩云与包玉刚的船王地位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玉刚连年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列，按其家族的市值计算，一九九四年名列香港十大富豪第六名，总值为154亿港币，一九九五年名列第七位，总值132亿港币。其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会德丰”、“九龙仓”等，总市值近千亿港币，若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财富，家产更是惊人。而董建华的身家“东方海外”的总市值约24亿港元，只有包玉刚的一个零头了。
战略性错误铸定之后，想用细节来改变命运，挽回败局是很难的。如三株、五0五、太阳神、飞龙等等企业迄今还回天无力。
正确的战略使企业长盛不衰
联想、海尔等一批企业的成功也是源于其正确的战略——稳健型的战略在高潮期虽然失去了扩张的机会，但是在低潮期却避免了失败。
在经济高潮盛极之时不能继续采取扩张型发展战略，是因为经济高潮很快就将盛极而衰；那么相反，当经济低潮持续已久之后显露转盛迹象之时也不应该继续采取经济低潮期的收缩战略，此时采取适当扩张的发展战略乃明智之举。到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显然已经处在了后一时期，这时若继续采取收缩战略将会犯下另一个战略性错误，丧失发展的良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哈医药广告所显露出来的扩张型发展战略适逢其时，就方向而言是完全正确的高明之举。但是，哈医药“关起门来闹革命”，说明它自己并没有这样清晰的发展战略意识，它是“摸”对了，就像我们第一代民营企业也曾经“摸”对过一样，不排除今后犯错失败的可能性，但是，今后的犯错失败会有其它原因导致，不能反过来追究说是今天这种战略的错。哈医药现在是走对了，但要想在今后也保持正确，不犯战略性错误，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成为关键，而哈医药自己对此并无清醒的认识，恐难担此重任。为哈医药计，请明白人为其指点迷津，聘请发展战略顾问，实为上策。
无论成败，都不是广告对错那么简单，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如此，哈医药也是这样。
哈医药本无所谓“现象”，哈医药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完全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和认识论误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南德、巨人、三株、505、太阳神、沈阳飞龙、爱多以及秦池、厦新等广告“标王”纷纷衰落，已成昔日黄花，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广告大户、宣传造势大户，有的还是“标王”；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败落，都是广告惹的祸，“标王”惹的祸，这几乎成了全社会的一种共识——从学术界到企业界到广告界到新闻媒介到政府部门到一般社会公众普遍地都持这种观点，作为这种社会共识的表现，那就是一个时期以来，企业不敢再大声张扬，不敢大做广告，新闻媒介宣扬低调，中央电视台取消了“标王”，国家工商部门对企业广告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社会公众对炒作新闻、制造轰动效应嗤之以鼻，连整天靠广告吃饭的广告界也对广告“标王” 口诛笔伐，冷嘲热讽……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哈医药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逆飚飞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要知道哈医药干部职工以万计，不至于个个都是“傻瓜”，聪明人偏要去做明摆着的“傻事”，而且一意孤行，任凭笑骂，百劝不回，这种“现象”真让人“看不懂”——“哈医药是一个谜”、“一个待解的谜”。而哈医药自己也并没有一条清晰的思路和一个明确的说法，它只是从广告获得利润增长的实惠中认定了这样做是对的，便不管外界怎样指责，关起门来闹革命——哈医药对新闻记者们紧闭了它的大门，以沉默的方式回答部分媒体的“哈药秦池论”。沉默，使这个谜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好事者幸灾乐祸，等着看哈医药步南德、巨人、三株、505、太阳神、沈阳飞龙、爱多、秦池、厦新的后尘绝尘而去的好戏，好心者则耽心哈医药重蹈它们的覆辙：“哈医药，仿佛标王又来了”，“哈医药将成为秦池第二、厦新第三、重蹈沈阳飞龙的覆辙”。既然哈医药的所谓“现象”是基于对中国民营企业衰落原因的上述认识而引发出来的自然推断，那么，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哈医药现象”怎么看，问题的关键仍然是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衰落，弄清了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衰落的问题，“哈医药现象”也就不言而喻、“哈医药之谜”也就真相大白了。
“沉舟侧畔千帆过”，在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折戟沉沙、纷纷衰落的废墟上，第二代民营企业正在悄然崛起。虽然第二代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和企业家的整体素质与第一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第二代民营企业能否长盛不衰，关键也在于战略问题。“吸取”第一代民营企业整体衰落的“教训”，第二代民营企业家们普遍地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谨慎”和“理性”，但是这种“谨慎”和“理性”并不是基于清醒的战略，这从他们对“哈医药”、“脑白金”等现象的议论纷纷和“看不懂”中可见一斑。他们从第一代民营企业的衰落中并没有吸取到真正的战略性失误的教训，只是注意到了一些表象。仅有这样的意识，第二代民营企业也难保长久地立于不败。这不，网络公司的风起云涌和潮起潮落已经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任何产业都有它的产业周期，一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经济也有它们的经济周期，历史性机会必然会有成为历史的时候，这些都是基本的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经济规律就会犯战略性错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就会导致全军覆没。董浩云当年所犯的正是这样的错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所犯的也是这样的错误，错误的根源则在于他们缺乏把握和驾驭经济规律的哲学素养和能力。做小生意凭经验，中等生意用各种部门科学，做大生意就要靠哲学了，否则，只要你还没有离开生意场，无论有多少钱都不是你的，怎么上去还会怎么下来。早期在中国股市里出现的富豪们几乎都已被消灭了，如果史玉柱、牟其中他们去炒股，必定也会在牛市里大发横财，又在熊市里赔得血本无归，赚到的可能只是潇洒走一回。
不怕赚钱少，就怕赔钱多，要想赚钱，先得学会怎样规避风险。愿意东山再起、不想重蹈覆辙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和想立于不败之地的第二代民营企业家们，请你们在上路之前心中先装一条经济走势的曲线，然后克服非理性的贪欲，再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要“满仓”，手中要始终握有资金，而且手里的资金要随经济形势的增长而增加，经济形势的下降而减少，因为高潮太高了，往往是个巨大的陷阱、致命的诱惑，最好清仓离场，把钱紧紧地抓在手里；低潮太低之时，常常潜伏着巨大商机，正是趁低吸纳，大举进攻的投资好时机。你们可千万不要做反了，那些衰落中的民营企业正是做反了，到二十世纪末恰是投资的良机，但他们手里已经没钱了。
真传一句话，假传一本书，一部经济哲学，说白了就是上面这几句话。话已经说得不能再白了，如果你还不得要领，说句打趣的话，把我的文章放在案头，时时提醒自己，或者请我当你的战略顾问，不失为是一个好的笨办法，笨的好办法。
对大变革时代的历史性没有清醒的认识，把历史性机遇永恒化，由此导致的发展战略的失误，这才是中国民营企业纷纷衰落的根本原因。
——何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