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国际技术统治所偏爱的领域即经济科学领域对国际技术统治提出挑战，并同国际技术统治所利用的支离破碎的知识针锋相对地提出一种更为重视这些技术统治所面对的人和现实的知识，我们才能有效地克服国际技术统治。”
    　　　　　　　　　　　　　　　　——法兰西学院教授皮埃尔·博迪
    1995年12月12日在巴黎里昂火车站对罢工者的讲话

    民主能承受多少市场？几年前，追问这一问题还显得是多余的。终究是在西方的民主社会中，市场经济明显地使更多的人过上了没有太大的物质忧虑的生活。市场加民主，这是胜利者的公式，它最终迫使东方的政党专制不得不就范。

    但共产主义制度的终结并不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而是标志着社会变革的惊人的加速发展。从此，足足有十亿的人又纳入了世界市场经济的范围，而各国国民经济才真正地开始交织在一起。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创始人从痛苦的经验中所学到的东西现在愈加清晰地显露出来：市场经济与民主决不是和睦一致地向所有的人提供福利的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相反，西方古老的工业国家的这两重核心理想始终都是相互矛盾的。

    只有当选民们感受到与了解到，每一个人的权利与利益都算数，而不仅是有经济地位的人的权利和利益才算数时，以民主为宗旨的社会才是稳定的。因此，民主派的政治家们必须谋求社会均衡，为共同福利而限制个人自由。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要取得繁荣，就无论如何都需要有企业界的自由。只有考虑到个人的利益，才能释放出人们的力量，使他们通过创新与投资创造出新的财富。正因如此，企业家与股东们向来都是在试图贯彻（资本上的）强者的权利的。西方在二战后的政策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就在于它在这两极之间成功地找到了恰当的均衡。社会市场经济的观念无非就是如此，这种社会市场经济保障了西德人享有了40年之久的稳定与和平。

    但这种均衡现在已不复存在。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控制能力的丧失使天平愈来愈倾向于强者。新的全球经济的设计师们以令人惊讶的盲目无知抛弃了全球经济的成就的奠基人的观点。不断地降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削减社会福利费用，在美国甚至完全放弃了社会保障体系，据说这样能让人们“精神抖擞地”迎接全球性竞争。对于大多数康采恩领导人与自由派经济决策人来说，任何反对这项计划的作法纯属维持现状的无益之举。他们说，全球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只有工业革命才可与之相匹配。谁要想抵制这一进程，最终就会像19世纪英国那些捣毁机器的人一样自行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