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民族是世界公认的最具经济头脑的民族。而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我的老家在农村，浙江人（温州人）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是我们那里的”常客”了。我记得他们操着外地口音，挑着一负重担子，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货物，走村串户地叫卖。”要不要毛毯？”、”要不要衣服？”他们卖的东西都比市场上的要便宜一些，有时为了求得一顿饱饭，或是在晚上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不得不将货物送于人。

　　他们远离祖祖辈辈赖以生息的土地，远离了父母妻儿，孤苦零丁，肩负着重担，撞荡江湖，饱受人世苍桑。家乡的人叫他们作”浙江佬”，看到他们飘零在外，疲惫不堪的样子，便油然而升起一种优越感，庆幸自己还有祖辈留下的一亩三分地，不用四处奔波，劳累。

　　然而，峰回路转。若干年后，人们这才突然发现，自己这些年来其实一直在原地打圈圈，生活基本是打着灯笼送舅子-----照旧。而原先那些被嘲笑的’浙江佬”呢？他们靠先前叫卖得到的钱或开门面，或承包田地，或开采矿石，口袋里是大把大把的钞票--------成了”浙江老板”！家乡人都争先恐后地给他们打工，挣着可怜的血汗钱。

　　来到城市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温州人的”势力”竟是如此的大。市里从五金到化工再到小电器及服装，大多被温州人、温州货”垄断”了。特别是服装，市面上几乎全是温州货。现在，由温州企业投资数千万美元兴建的柳州市温州商贸城已开工，这是市政府重点招商项目，也是形象工程，在未来，温州人、温州货更将成为柳州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看报的人，”温州人”与”温州事”常常映入我的眼帘，刺激着我的大脑皮层。了解多了一点，我的心里就不由地啧啧称奇。温州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是中国最充满活力的地方！

　　不信请看看这样的信息：

　　温州市在中国改革史上创造了太多的第一：

　　全国第一分私人工商执照；

　　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

　　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

　　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

　　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

　　第一座农民城；

　　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

　　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

　　这些都深深地刺激和吸引着我，我如饥似渴地想揭开”温州之迷”。

　　二、 温州之富

　　我们都知道温州人都富得流油，但怎么个富法呢？

　　按国际公认的贯例，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分配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基尼系数的高低。据世界银行测算，1978年，中国城市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5，这在当时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到1995年是0.38，而到90年代未，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7左右，也就是1％的人占据了47％的社会财富。贫富悬殊比发达国家都要大。

　　这就像是一个金字塔：底座人数庞大而脆弱，金光闪闪的顶端聚敛了严重超载的财富。头重脚轻，必然摇摆晃动。

　　按有关人士分析，温州总人口数约700万，其中以资产50万至500万元为主流的民营经济资产主体就达120万人。如果加上律师、文艺界人士及传媒从业者等等群体，生存在中产阶层的人数至少超过250万人，约占总人口数的40％，即使加上外来打工者，比例也接近三分之一。

　　在90年代未，国企改革，全国的下岗工人有上千万之多，各地的父母官都为此绞尽脑汁，想办法安置。然而，温州市的下岗再就业问题竟然轻轻松松。温州市工商局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一直为难以贯彻执行国家和省里对下岗工的诸多优惠政策而忧虑，原因是找不到下岗工，几乎没有人来打听或申请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为什么？

　　这是因为温州的中产阶层与西方国家一般意义上的中产白领不同，他们不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依附者，而处于生产、流通领域领导地位。他们大量的经济活动创就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另外，温州市逐渐建立起这样的机制：任何一个贫困者或相对贫困者都有可能登上财富的巅峰；反之，任何一位富人也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跌落下来。他们之间差不多是一个45度角的斜坡，转换性的准入始终是敞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