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 没有证据表明印度的民主制度对其增长造成伤害。恰恰相反，印度今天的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缺陷，但较之于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今天印度的政治体制更加自由、问责性更强，更加透明。很多中国人和西方观察家忽略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印度式增长”的年代也是印度政治体制最威权的年代。 印度GDP与个人收入增长并不脱节 在2003年我和我当时在哈佛的印度同事提出“印度能否赶超中国”这一命题时，中国的媒体、学界和政界可以说对印度毫无兴趣。中国人那时对印度的知识还停留在《大篷车》的水平。我记得我多次向中国几个有名的商学院建议它们应该组织学生到印度去交流和访问，要重视这个国家，得到的反应经常是有礼貌的冷淡或者是热情的拒绝。 但中印发展的讨论这一两年来变成了一个热门题目。我想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印度的经济表现。在金融危机中，印度在经济上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从财政的刺激上讲，印度是非常小的。印度的第一轮政府经济刺激是40亿美元，另外还有减税政策。印度的第二轮政府经济刺激也很小而且主要还是减税。相比我们的4万亿，可以说微不足道。另外印度早在2009年11月已经宣布结束经济刺激措施，它完全独立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加息要防止通货膨胀出现。 印度的G D P增长是7%，世行预测印度到2011年增长会加速到9%。在没有政府大规模投入情况下，增长可以达到7%，说明这个国家的私营企业非常有活力。印度的经济很明显是靠私营企业，而且它的增长是靠内需(内需主要是家庭消费而不是投资，更不是政府投资)。世行研究表明印度是所有主要的国家里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漂亮数据下投资者和学者总是有一些疑问。印度的优点是它非常透明。它的缺点都摆在那，你可以尽收眼底。一个国家如果对自己的缺点坦然处之，当它公布自己的成就时就不会有人去怀疑。我在M IT有一门中印比较的课，教了5年，每年都有人质疑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质疑过印度的统计数字。当中国经济增长时，对中国数据的不信任没有太大关系，然而一旦中国经济出现风波，那时我们就知道一个国家的透明性和可信性会有多么重要。 第三个原因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能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多少福祉。中国的改革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3年左右。那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福祉，减贫和农村的改革主要是在那个阶段完成的。中国那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讲远远超过印度现在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那是中国真正的经济奇迹。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重投资轻消费，重政府税收和企业盈利轻家庭和个人收入的道路。我认为印度体制的优势是和自1993年以后“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相比越来越变得明显。 “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最大的差别是个人收入。2010年2月9日《环球时报》有一篇报道称：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机构ECA国际在45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人的工资增长将是最高的，公司预计年工资增长为12%，考虑到通货膨胀，他们实际的工资增长是7%。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我国在工资方面与印度的差距可能更大，因为相当一部分工资不得不承担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空缺，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工资不顶花，因为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我从来反对那种不增加人民福祉的G D P增长。对于富士康12跳的工人来讲，你G D P再快外资再多外汇储备再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印度也有很多问题，但它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它的G D P增长和个人收入总的来说是同步的。而在中国，据统计，劳动报酬在1983年占中国G D P的57%，2005年降到37%，此后一直停留在这个水平。这种G D P增长和个人收入脱节在印度是不会发生的。 我在这篇文章里着重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被公认为是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一个巨大优势。但这个基础设施的优势是不是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很多中国的学者，官员和企业家都这样认为。我很习惯我的少数派的地位———我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经济发展来源于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的话，那么过去400年统治世界经济的不应该是西方人而应该是埃及人和中国人。埃及人可以建金字塔，古代中国人可以建长城和挖运河，但这些建设基础设施能力带来了什么经济优势？ 第二个问题是印度的政治体制到底和它的经济发展是什么关系。国内普遍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阻碍了它的经济发展。我再一次不同意这种观点。证据表明正好相反：印度最不民主的阶段是它发展最差的，而它最民主的阶段是它发展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