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六年（1771），宁绍商人在江苏常熟熟创设宁绍会馆。在《常熟宁绍会馆始未叙》中云，宁波、绍兴一带人素以着贾著闻海内，经商足迹遍及通都大邑。常熟号称江苏富饶地区，商业繁盛。宁波、绍兴两郡商人在这里经、留居、为时既久，人数亦多。有识之士深以没有一个团结同乡的组织为憾，因而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以宁波商人叶林春为首集资置地，创立宁绍会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乾隆四十五年（1780），宁波商人在号称“八达通衢，九江巨镇”的汉口建立起浙宁公所。据《夏口县志》记载，宁波会馆在九如桥，清乾隆庚子年创设，用以联络同乡，维持商业，旧名浙宁公所，清宣统元年改宁波会馆（民国《夏口县志》卷五，建置志）。

在上海，宁波商人不仅人多势众，而且扶助的观念也日益强烈。嘉庆二年（1797），在黄元圭、泮凤占、王秉刚的倡议下，捐资置地，在上海二十五保四图创设四明公所（《上海县续志》卷三，建置下，会馆公所条）。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关外、山东等地贸易的一批宁波商人，为了开拓上海的经营业务，团结同行，又集资在上海创建浙宁会馆。《上海县续志》云：“浙宁会馆，初名天后行宫，在荷花池头。嘉庆二十四年（1819）甬商董萃记等创建。”是经营沙船航运业的宁波北号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明公所在上海日晖港购地30多亩，广构屋宇，扩充办事厅堂。上海各个会馆汇于公所（《上海县续志》卷三，建置下，会馆公所条）。这说明上海的宁波各行商团势力之强大。

苏州乃商人辐辏、市肆喧阗的繁华城市。宁波的丝绸业商人不但在这里创立宁绍会馆，而且煤炭业商人也创设了刊震公所。宁波商人几乎独占了苏州的煤炭行业，在苏州阊门外煤炭公所里，有一块碑，碑文说：“在苏州经营煤炭业的，都是宁波、绍兴籍商人。在光绪年间，在南濠大街147号创立浙宁会馆。”

此外，南京四明公所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都1939年才建立四明公所，在广州于于青嘉庆年间建定海会馆。

宁波商人善于开拓市场，占领市场。他们活动地域不限于北京以及沿海港口城市和长江中下游繁华城市，而是扩展到全国各地。所以《鄞县通志》商业篇中云，邑人“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其上者出而为商，足迹几遍国中。”

同时，宁波商人不但在国内拓展商贸活动，而且径直海外经商者，亦蔚然成风。《鄞县通志》称：“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慈溪县志》亦云，邑人“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甚至东西南洋诸国也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定海县志》也说：“国内北至蒙古，南至粤桂，西至巴蜀；国外日本、南洋，以及欧美，几无不有邑商足迹。”旧属宁波地区各县统称宁波，商人亦以宁波人为荣，出洋过海当以日本和南洋为主。被人所称“三把刀子闯天下。”这批人多为手艺的劳动者。他们含辛茹苦，依靠宁波人传统的美德勤劳奋斗的双手，创造了不凡的业绩。其杰出代表人物，在日本有“关西财阀”之称的华侨巨商吴锦堂，“鱼翅大王”张尊三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南洋一带曾与陈嘉庚、胡文虎齐名的新加坡巨商胡嘉烈。

为了团结海外宁波商人，根据不同的情况，海外亦成立了会馆。这些会馆主要有宁波人为主体或参加的会馆。

在一依带水的日本涵馆中华会馆，创建于1907年。日本横滨三江公所，建于1885年。日本长崎和衷堂三江公所，建于1878年。日本神户三江公所，建于19世纪末。日本大板三江公所，建于1887年。

泰国江浙会馆，在曼谷，建于1923年。新加坡三江会馆，建于1906年。欧州汉堡中华会馆1929年建立。这证明由宁波商人为主体的会馆，从全国拓展到全世界。

在宁波市内与福建商（漕）运业和南号海（漕）运业者还各建立了一个会馆（天后宫），以后又建立了两个天后分庙，一个建于象山港北的大嵩卫所旁边，另一个建于宁波三江口，与南北海商分所相邻。南北海商公所是南号、北号海（漕）运业者共同参与的行会会馆。这期间，福建商人在江厦地区建立了新的会馆（民国《鄞县通志》·《舆地志》卯编《庙社》）。清咸丰四年（1854），数千福建籍人移居宁波，他们大多从事海运业。其中泉（州）帮和厦（门）帮从事砂糖、谷物、木材、藤材、杂货、干果的交易，兴化帮从事生鲜、干龙眼交易（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19世纪末，在宁波市区的同乡会馆，著名的有福建商帮组织的闽商会馆、广东商帮组织的岭南会馆、山东连山商帮组织的连山会馆、徽州府商帮组织的新安会馆等。反映了宁波港城经商的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为了维护各自商团的利益，组建了各种会馆。说明宁波是会馆的发祥地。当然最为出名的当推出宁波北号的海（漕）运业商人创办的庆安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