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表示，2010年将重点围绕五项工作来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政治学者黄少卿近日的文章说，任何黑社会组织的形成首先都离不开利益的驱动。根据已经公开的一些案件，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私人暴力活动的巨大利益来自以下几种情形：第一是凭借暴力来垄断对某个行业的合法经营，形成所谓的“路霸”、“行霸”和“市霸”。第二类是利用暴力涉足非法经营业务，如经营色情、毒品、走私业务，以及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第三类是出卖暴力来向他人提供产权保护、保证履约和解决经济纠纷的服务，由此获得所谓“服务费”或“保护费”。
　　其次，黑社会性质组织能够在一个地区发展起来，往往离不开来自当地某些政府部门的“保护伞”对其的庇护与纵容。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公开的案件都有涉案官员被暴露，显然，“官黑勾结”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黑社会快速发展和蔓延的一个重要条件。《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1月亦有文章披露，在侦破辽阳系列涉黑大案时，共有64名党政机关人员涉案，其中一半是警察，其余还包括工商局、税务局、财政局、审计局、国土资源局和银行工作人员。
　　最后，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大量形成，也与社会分化出越来越多生活无着人员有关。进入新世纪后，由于腐败和垄断导致的贫富严重不均，中国出现了收入分配加速分化的现象，缺乏机会、个人处境改善无望迫使许多贫困人员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走上涉黑犯罪道路，成为获得“血酬”的暴力提供者。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转型时期黑社会的产生，甚至一段时期出现严重化趋势都和转型时期的制度缺陷有重大关系，特别是与法治缺失的关系最大。
　　诚如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人们对法律越信任，对国家服从法律越有信心，那么，黑手党发挥作用的余地就越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在于供给，而在于需求，如果人们对私人暴力的需求逐渐被对法律的需求所替代，黑社会自然就会失去其市场而衰败下去。显然，如果说打黑专项斗争是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建立法治方是打黑的“釜底抽薪”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