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温州人经商的地方就有温州商会温州总商会大酒店在温州市中心闹中取静的仓后街上。总商会办公室和温州服装协会办公室都设在酒店三楼，与酒店外面熙熙攘攘的服装街遥相呼应。自从温州打火机协会告赢了欧盟，成为中国加入WTO诉讼第一案后，温州商会引起各方关注。但在温州市总商会秘书长江小勇看来，这只是商会履行了一次正常的职能。目前，温州共有104家商会、协会，全部由行业自发组成，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近年来温州商会迅速发展，在温州以外，比如上海、江西等地，温州人也纷纷在那里成立了商会，会长竞争还十分激烈。“可以说，有温州人经商的地方就有温州商会，并以商会为荣。”江小勇说。温州服装商会是当地规模最大、机构最完善的一个行业协会，有近千家会员企业，理事会下设法制维权、宣传推广、对外联络、会员服务、技术质量、国际贸易、人才交流、财务管理等8个工作委员会，有18名专职人员。还办了一本行业刊物《温州服装》。诚信危机之中，自律性商会应运而生.

　　正是1994年温州的诚信危机，造就了此后温州商会的蓬勃发展。当年，这场差点给温州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的灾难之后，除了政府积极消除它的消极影响之外，民间资本也在沉痛反省，为自救，最终成立商会以促自我管理。这种自发的主动性，使得温州商会从形成初始就与其他地区不同。它更着重于行业的自律，诚信经营成为商会文化的主导。温州服装商会成立于1994年3月25日。当时，假冒名牌、质量低劣的产品严重影响了温州商品的声誉，“温州产”几乎成了伪劣产品的代名词。为行业自救，服装企业联合，自发形成了服装商会，以拯救行业、提升品牌。危机过去后，加上了开拓市场、保护权益等职能。温州服装商会秘书长汪加福说：“我们商会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事实也证明，商会没有辜负企业的希望———2002年温州市服装企业发展到2500多家，在全国开设了1万多家连锁专卖店；有44个品牌达到国家质量最高等级标准的“优等品”，2个国家驰名商标。温州商会对政府决策、行业自律、项目投资等各方面都起着积极作用。企业加入商会，能及时得到行业相关信息、扩大影响，还可以找商会帮助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比如，温州是个多山地区，用地一直非常紧张，企业一般难以独自获得发展用地，而由商会联系行业集体用地，因为具有整体规划、规模效益的优势，就增加了获得用地的可能。商会承接了政府转换下来的部分职能虽然商会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但是还有不少因素束缚着它的发展，江小勇称之为“商会的困惑”。几年来，温州商会把企业有效组织起来，履行了相关的服务和管理职能，但是至今还没有专门的商会法规，使得商会的地位、作用等基本问题一直不清晰。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郁建兴教授认为“商会的本质，是承接政府转换下来的部分职能，这使得政府和商会之间存在这样的关联：一方面是商会为政府服务，另一方面是商会向政府分权”。

　　而这些因素的存在，会影响到商会相关制度确立的进度，制度不确立又会削弱商会对企业的约束力，增加商会发挥作用的难度。温州民政局下属的民间社团管理局局长肖国庆认为，政府尊重现实，也尊重温州经济发展特点，就目前而言，政府对商会的原则态度是“扶持、培育、发展”。社会定位与商会的未来密切相关温州商会一再提到人才引进问题。“我们迫切需要优秀的工作人员。但现有条件之下，引进实在很困难！”江小勇说。以服务吸引企业、靠自身寻求发展的商会，每天都会有大量日常性事务要处理。汪加福说：“我们的行业节奏比公务员快。”现在服装商会一名秘书长下新设了两个副秘书长，一个专管宣传、展览、培训，另一个专管企业规划、杂志网络、信息部门。

　　做好这些工作，都需要水平较高的专业人才。但是，商会一无政府编制，二无财政支持，经营状况较好的比如服装商会，每年的展会等收入足以应付开支，招人尚且困难，有些尚未成规模的商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更难。与资金问题同样紧迫的是商会的监督机制。郁建兴说：“现在很多商会的会长都要经过激烈竞选，所交赞助费不菲。这固然说明大家重视商会，而其中隐藏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比如当会长，虽然有时要交大量赞助费，但对一个企业家来说，同时也能获得很大的社会财富，比如他的社会信誉、社会影响力都会增加。当上会长之后，获得信息的渠道更为通畅，这些信息是与会员分享还是封锁，商会内部还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总之，商会的社会定位不明是产生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也就密切关系到商会的发展，值得研究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