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走了二三百年还是这样的经济格局，康熙的口果真是“金口”？非也，康熙的谕旨不过是说了当时苏州的一种情形，起作用的是苏州在中国经济局中所处的位置和难以改变的传统力量。上海的崛起苏州已不再是中国“四聚”之一，但苏州有条件经商，仍然可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财富一大聚集之地，苏州近一二十年发展恢复了强化了这个地位，这是万商云集的基础。苏州商品经济发达，但士大大和市民崇尚的还是学而优则仕，经商意识相对薄弱。洞庭商帮崛起只是偏于太湖一隅，并没有在苏州成为主导力量，苏州人经商还是坐商为主。坐商为主，这就失去了参与中国、世界商品大流通的机会、能力和地位，不可能做大做强，苏州城里没有形成洞庭商帮，这就是坐商为主的必然结果。                  

当然，对这个“之”不能简单看作历史的回归和重复，昨天与今天其内涵不能同日而语，今天的苏州远不是昨天的苏州，但必须看到相似之处背后的原因，背后的传统文化。经济格局的形成经济发展的走势，市场是只手，其实，传统和传统文化也是一只手，市场叫你按需求按规律办，传统叫你按祖宗的规矩按老路办。

之三，《苏商落后浙商的文化缺失》：

一个不争的事实，经过一二十年明的暗的较量，包括苏州在内的苏商已明显落后于浙商。翻开“2004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前50位浙商占了7席，而苏商仅占1席。近年来浙商锐意进取，仅浙东一带就有350万人在海内外经商。浙商屡有惊人之笔，在自己家内组建浙商银行、参与宁波跨海大桥建设；出家门炒房炒煤炒艺术品，今天又手持3400亿巨资正把眼光盯上改制中的北京国企，近日传媒还报导温州财团今年将斥资100亿挺进中原，投向郑州等地商贸城的改扩建。一二十年前，苏商浙商应该是同时起步的，为何经过不算太长的时间，相距这么大？这里有多种主客观因素，苏商相应的文化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说到浙商苏商，人们就拿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作比较，比的是个体与集体，比的是产权是不是明晰，还有与政府的关系，确实，这都是因素；但渗透在这些因素里面的思想文化因素精神因素，就说得比较少，说的面也相当窄，而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外资大量进入也掩盖了这方面的问题，认清苏商的文化缺陷，重塑苏商的精神文化，是一件从根子上不得不做的基础工作。

精神是文化的灵魂。苏南、苏州讲“四千四万”，浙江、温州也讲“四千四万”，应当说都起了巨大的作用，或许由于苏南党政与企业合二为一，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力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起的作用苏南超过了温州；但是，现在来看，“四千四万”的创业精神在苏南在苏州主要停留在领导、干部和供销人员这个层面上，今天苏南苏州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主要是这个层面在唱主角，并没有像浙江温州那样更广泛的成为全民的精神财富，一旦政府与企业脱勾，精神的断裂现象就十分明显。“四干四万”越过了古城河古城墙从平门胥门阊门进了城区，城区的精神面貌为之大变，但同样没有成为全民尤其是企业职工的精神财富，一旦企业改制大量下岗职工就束手无策，同样情况温州人找市场苏州人找市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现在苏州人的收入低于温州台州宁波，主要不在工资性收入而在经营性收入。

现代快报在对比苏商与浙商时用了这样一条标题，“守土害了苏商，离土富了浙商”，苏商落后落在后在本土情结上。其实，一二十年前苏南模式亭亭玉立时就种下了落后浙商的思想根子，很不恰当地提出离土不离乡的方针，尽管没有把这五个字写到文件里，但却落实在了行动上，安营扎寨止于乡止于城，汉河楚界经济的行政区划性一清二楚。现在我们也可以清楚了，离土不离乡重在不离乡上，还是要农民在经商的同时固守在一亩三分地上。商品经济是流通的经济，离土不离乡实质上是自然经济、封建割据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先退后进的一个翻版，在今天城市化潮流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面前，落后得叫人吐渣。现在这个思想这个情结还在起作用，有其浙江许多城市所不具备的客观条件，更是恋乡恋城情结与经济发达、商机众多、环境优越等客观条件相结合的产物。真是撼山易，撼苏州人撼苏商的恋土情结难哪，一个迹象，许多苏商对浙商占领了半个中国在佩服之后并不羡慕并不想跨出苏州，可见，要解开苏商的本土情结并非易事。

在苏州在苏南，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一向密切，这并非是什么坏事，但也由此产生了依恋政府的情结，乡镇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包括带有乡土色彩的土政策的滋润，这又怀上了依恋政策的情结，这两种情结在得益的同时也害了苏商自己。一大差距，苏商抗风浪的能力远不如浙商，可以看到，在南斯拉夫战事发生之后、在几个国家温州商品被烧之后、在打火机出口遭遇受阻之后、在炒房炒煤一片叫骂声中，浙商没有退却没有打起背包回老家，只是改变经营策略和提高自己经商的能力。另一个差距，苏商的视野也远不如浙商，对商机的捕捉敏锐程度和下手的速度，也都慢几拍迟几拍。所谓炒房炒煤，“炒”是外衣，实质是捕捉商机看准入口大胆投资。温州人从上海到昆山“炒房”，绝大多数苏州人都躺在苏州房价不会涨的梦里，一两年后梦醒发觉已是迟了。     .

有人说这样的话，温州人的两只眼睛看到的是商机，苏州人两只眼睛看到的是园林。温州人想创业，苏州人图安逸。这或许极端了点，也七不离八，至少是民风中的一风。民风是一种基础文化，自然会对经济发展起作用，苏商的文化缺失不难从民风中找到影子和根子。今天苏州人图安逸有传统文化作背景作传承，园林昆曲评弹小桥流水的一个侧面就是安逸、舒适生活的代名词，士大夫退而求其乐求其安的生活情趣也渗透到了民间，日积月累成了一种民风；外商外资大量进入，数百万外来打者，为苏州经济和财政筑起了半壁江山，由土地和环境垒起的“房东经济”，为苏州人图安逸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一个突出的问题放在苏商和苏州人面前，怎样既爱乡恋乡又奋发创业，怎样在提高生活水平小康之后还是奋发创业。这篇文章主要还得由苏商和苏州人自己来做。重商亲商是政府的态度，从苏商的文化缺失来看，更为重要更为艰巨的还要塑商，塑苏商之精神塑苏商之文化，塑新一代苏商。

现在苏州人像温州人一样走出去，以世界为商为家了吗？应当说，有了变化，差距仍很大。看来，一个地方的文化不是张扬几句话就能改变形成的，要几代人的实践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