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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商帮、康熙谕旨与文化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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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

说到吴文化研究,说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秋末一直感到不解,苏州文史界对曾彪炳于世、可与浙商晋商徽商齐名的洞庭商帮,不很热情,甚至有点冷淡,与其他地方张扬本地商帮的热情,大相径庭,不知为什么。秋末问过有关知名人士,两个答案:一说,洞庭商帮后来到了上海成了外国人的买办;二说,苏州万商云集用不到走出去。前说洞庭商帮有媚外之嫌,后说苏州用不到发扬洞庭商帮走出去闯世界的精神。这两条理由能站得住脚吗?秋末以为,苏州不能冷待洞庭商帮,要说苏州精神的源,洞庭商帮就是一条根,乡镇企业的“四千四万”精神(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难万险)也通到了洞庭商帮。苏州为什么没有《温州一家人》,为什么写不出来,这不正是苏州之短?2006年3月至6月,秋末在《门外文谈》围绕苏商落后浙商的文化缺失,连发三文,呼吁苏州要重塑亲商重商文化。

之一,《为苏州走出去寻根寻脉》:

苏州走出去有根有脉乎?有。苏州重商的一条根在东西山。

明清期间,在江苏能与晋商徽商浙商匹敌,能坐在一条板凳上排位置的是洞庭商帮。那时,洞庭商帮浩浩荡荡驾船队出太湖,沿运河沿长江,近至苏松,北至淮扬齐鲁,西至湖广川蜀,贩丝绸运布匹,进米粮进原料,足迹遍及半个中国。有个说法,“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翻翻近代上海、香港发迹史,不少巨商大贾是从东西山走出去的。有份资料叫《上海钱庄史料》,记载的是1921年至1933年上海银行的状况,与宁波帮绍兴帮上海帮并立的是洞庭商帮。东西山偏于苏州一隅,水路之外交通并不发达,明清以来洞庭商帮能呼风唤雨能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浓墨重彩写上一笔,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洞庭商帮在东西山,但洞庭商帮的早期的主要成员并非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东西山地方不大,姓氏既多又杂,很不同于江南许多农村一村一落以一姓为主的情况。宋元以后东西山人口大增,之后形成的大姓成为商帮骨干的都有迁徙背景。明清时期成为东西山大姓的,如王、席、金、叶、翁、严、万、毛、蔡、徐等,从家谱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迁徙的路径,出了王鏊和好几个大商人的王姓,随宋朝自汴梁南迁到东山来的,其他如席姓严氏毛家则分别来自安定、天水、湖南。或避难或游历或做官,迁徙的直接原因各不相同,但不少有做官从商的经历,思想文化见识异于当地人。这是否说明,宋元以前的商业重心主要在中原,东南商业的活跃文化的开放与北方人口南迁有关;一个地方能成为商业中心,必须大开城门广纳客商,移民、多元文化是商业活跃的一个源头。

地狭民稠即田少人多是不少地方弃农经商的一个直接原因,洞庭商帮的出现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也并非都是如此,明清时期江南许多地方同样人田矛盾突出,都没有形成类似洞庭商帮以行商为主的商业集团。洞庭商帮在江南可谓异军突起,这与东西山人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形成的商仕观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相当和谐的商仕观是洞庭商帮的思想支柱。克勤克俭、惟读惟耕,是当时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家训家教,东西山人也秉承这一中华传统,不同的是他们改成了惟读惟商,能仕则仕,能商则商,以商为本。很长时期在中国士商是对立的,士为清高商以谋利,水火不相容,东西山人却不是这样。许多读书人也想做官也以做官为贵为荣,小小一个地方出了状元探花会元出了几十名进士,全国独一无二;但这里并没有排斥经商,“居商强半”,多数人家读书是为了经商,大多粗通文墨,一试不中就去经商,东西山没有范进中举的故事,孔乙己年轻时就做买卖去了。归有光在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天下,其人耻为他业,江南其俗尽然。东西山人而能反其俗而事之,确实难能可贵。

晋商徽商浙商身上都有一股跋山涉水奔波天南海北艰苦创业的行商精神,洞庭商帮同样有之。“钻天洞庭”是洞庭商帮的别称,“钻天”二字,一说天下所至无所不至,指商游范围极广;二说善于捕捉商机商情,指能及时调整经营内容;三说灵活多变,指经商技巧高超,实际之中三者兼而有之,更多的是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洞庭人以商贩为主,多行商,不远千里,餐风露宿,艰苦可想而知。

还值得称道的是,洞庭商帮识地利趋天时,不囿于传统能及时调整经营内容改变经营策略,近代移师上海涉足金融参与发展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工商业,后又走出去,在香港在其他地方生根长脉开花结果。他们是苏商走出去的先行者。

之二,《三百年间一个“之”》:

康熙皇帝在一篇谕旨中曾说了一句很令人意外的话:“晋民富吴民贫”。他是说二三百年前山西人比苏州人富。当时的苏州中国一等繁华之地,这是有口皆碑的,康熙在胡说?非也,康熙不仅说得对,是“金口”,这句话今天还在起作用。

有个叫龚炜的人对康熙的这个谕旨作了注解。他在《巢林笔谈》中说,“吴中繁华气象迥胜于晋,其实多借外方生色。”就是说苏州的奢华繁盛,靠的都是外地客商。当时有“天下四聚”之说,苏州为一聚。所谓天下之“聚’,就是财富之聚。作为东南一大都会,苏州“璨若锦城,纷如海市”,四方商贾云集,名宦大族齐集,文人骚客赋咏其间,夸富斗侈,奢靡之风号称天下之最。但是,知道底里的苏州人说,此乃“行户商旅”所为,而“本群士民罕与也”。吴中钱财大都被前来行商的晋民、徽人赚去了,康熙所说“晋民富吴民贫”就是指的这个情形。可能明清时期的扬州也是这样。

康熙说的这种情形也不尽然,明清时期洞庭商帮在全国商业集团中也有相当高的地位。但在苏州市区还是以外商为主,外商支撑了苏州的繁华。最近,苏州市政协文史委编写了一本《苏州老字号》,这些老字号的老祖宗何方人氏?大都是外来户,拿今天的话来说,大都是新苏州人。居首的是宁波人慈溪人,宁远堂药店、沐泰山药店、黄天源糕团店、童葆春 药铺、叶受和糖果店、馀昌钟表店、元大昌酒店、存心德中药堂都是浙商来开的。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拿康熙的谕旨与今日苏州经济格局作对比,三百年走了一个“之”字形,似乎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一是苏州还是万商云集,仍然是中国财富一大聚集之地;二是万商以外商为主,所不同的是晋商徽商改成了台商外商浙商;三是苏州财富大多为外商所取,苏州财政收入大增,市民从打工经济房东经济中获益,相比之下收益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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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苏州新闻网 责任编辑: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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