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煤老板抱团委托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投书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和山西省政府等部门，质疑山西煤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近年来，浙商通过商会平台维权和解决纠纷的案例举不胜举。

    “商会是在外商人维权的重要组织，也是同乡商人之间解决纠纷的重要平台。同乡在外，同行业之间发生一点摩擦，起诉到法院，大家都觉得难看，若有德高望重的会长，大家坐下来喝杯茶，就能把事情说清楚。”四川省浙江商会秘书长刘良绪告诉本刊记者。

    若在外地投资发生纠纷，或者需要落实优惠政策，企业需要维权时依托商会，能获得更大的力量。“以商会名义出面，能促使地方政府公平解决问题。”刘良绪说。

    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擅长资本运作的温州商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温商资金链

    吃紧，出现跑路潮和跳楼等极端现象。在此情况下，杭州市温州商会想到了成立律师团。

    “杭州市温州商会律师顾问团”下设9个专业法律部，涵盖了刑事、民商事、建筑房地产、公司法、金融保险、知识产权、国际经贸投融资等各专项法律服务。各法律部的部长几乎都是杭州各大知名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及合伙人。

    “顾问团成立一年多来，律师顾问团与商会合作紧密，帮助商会会员把脉投资的法律风险，为会员提供事前服务，消除了不少法律纠纷的隐患，帮助企业规避投资风险，防患于未然。”杭州市温州商会律师顾问团秘书长麻侃律师告诉本刊记者。

    麻侃介绍说，顾问团还帮助在杭州的温州商会作融资法律风险评估，深入分析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经典经济司法案例，为温商融资创新出谋划策。

    蚂蚁经济

    在传统商会，历来就有互相拆借资金救急的传统。缺钱找同乡熟人融资是商会的一项重要功能。

    “有钱找项目，有项目找钱。”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这样评价商会的作用。随着近年来银根紧缩，企业融资越来越困难，借道商会和商会平台融资，成为商会会员企业的优先选择。

    在重庆、成都和喀什等地，都有浙商抱团整合资源。2012年4月，厦门浙江商会刚成立，就与当地金融企业对接，浙商的优质企业获得当地金融行业的青睐。浙江商会成立当天，与厦门中行、厦门工行、厦门建行签署银企战略合作协议，获得3家银行授信600亿元。上述三家银行将对该商会会员企业优先安排授信额度，并量身提供专业性、综合化金融服务，全方位支持商会和企业发展。

    2013年1月，泉州市浙江商会成立，成立当天泉州市浙江商会与6家银行举行了签约授信仪式。中国农业银行(2.73,-0.01,-0.36%)泉州分行、中国银行(2.91,-0.01,-0.34%)泉州分行等6家银行分别授信泉州市浙江商会100亿元额度。

    “银行授信给骨干企业，等于是会员之间的互相担保，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厦门市浙江商会的一位会员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给同乡刚刚创立的企业提供担保，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也说明浙商抱团的决心。

    “浙商到各地投资，都是产业群体的转移。大家以组建工业园区的方式进驻地方，与地方政府的产业方针配套，或者以商会名义出面与政府谈判，获得相对便宜的土地和低成本的融资平台，这成为浙商转移产业的重要条件。”蔡骅告诉本刊记者。

    “很多商会的会员企业都出去创业几十年了，家人也早就迁居到创业所在的地方，现在温州提出温州人经济，在金融改革的前提下，确实需要大量资本回归，但这需要政府提供好的创业环境。温州人喜欢通过朋友来获得商业信息，将项目分享后一起赚钱。” 周德文说。

    这种看上去分散，但是相对灵活的机制，让资本能够迅速集中又迅速分散。商会就是这类资本聚集的核心。

    “这好像是蚂蚁，一只蚂蚁找到目标，一群蚂蚁就会迅速围上来。温州人到一个地方就组建商会，组建商会后就能迅速将找到的项目和资金

    ，通过会员之间、商会之间的交流，互通有无，共同赚钱。”周德文形象地将温州商会经济称为“蚂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