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温州是我国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革的发祥地之一，过去40年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创造了以“小商品、大市场”为主要特征的“温州模式”，温州在我国区域创新治理上一直承担着“探路者”角色。为什么温州会率先走出一条以人民群众致富为核心内涵的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之路？温州在区域经济发展上，为何得以创造出举世闻名的“温州模式”。为了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来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深入研究和总结新时代温州发展的新经验和新路径，交流“温州模式”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由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学部工作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温州市委、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由温州大学（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参与承办，2018年9月6在温州召开了勇当“探路者”续写创新史主题论坛之“区域治理创新与‘温州模式’研讨会”。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盛世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对外传播中心主任林跃勤、武汉大学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研究院/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传清等与会专家，对新时代“温州模式”的继承与发展做了探讨。

　　论坛会场  张战仁/摄

　　专家在发言中分析了温州模式的基本内涵。作为与我国“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相媲美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是指温州地区自80年代逐渐形成的基于家族和血缘关系的 “小商品、大市场” 工商业经营与经济发展范式，也是区域创业发展独特现象和典型样本。是政府放松管制、放手发展民营、释放民众创业精神，通过需求诱致型和大胆超前的局部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一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范式总结。是与短缺经济时代相适应的一种早期区域发展探索。回顾温州改革开放之后走过的历程，对温州创造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解，不应局限在温州这一特定的区域范畴。“温州模式”的历史功绩，不仅体现在驱动了温州区域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同时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样板。“温州模式”丰富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积累与理论建设。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政策制订提供了参考。

　　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对“温州模式”的理解，需要跳出“温州模式”当中比较具体的发展路径，比如我们经常讲到的小商品、大市场，比如我们经常讲到的民营块状经济、集群经济，这些都是当初我们概括“温州模式”的时候，最明显、最典型的一些特征。但是，从“温州模式”的创新本质来看，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人文精神，远比温州具体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更加重要。是温州人敢为天下先，不断探索的创新精神，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温州模式”。对“温州模式”的继承，要把握好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将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人文精神继续写在新时代。

　　由于缺乏对温州首创精神的肯定，学界曾有“温州模式”是不是打法制擦边球发展起来的模式之争。认为“温州模式”的形成是典型的胆大人获利、胆小人吃亏的例子。“温州模式”因此从产生之初，就陷入了“守法”与“违法”之争、“法制创新”或“打法制擦边球”之争。“温州模式”因此不值得我国区域经济推广。其实，与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温州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初遭遇的“守法”与“违法”之争并不是偶然现象。温州作为我国民营经济发祥地，当其市场化改革探索领先于国家法治体制改革探索时，必然会陷入“守法”与“违法”质疑。

与会者认为，总体而言，“温州模式”视阈下的制度创新，是合理、合法的。“温州模式”视阈下的制度创新，是在法治框架下民间自发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内生性需求诱致的局部制度变革”。第一，从民间自发角度，温州模式发轫之初的某些制度创新的确违背了当时的一些法律法规，但是，从政府角度“温州模式”视阈下的制度创新，违背的是那些已经被历史发展证明的，是陈旧的、落后的、僵化的甚至是错误的法律规定。后来政府通过修正法律，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第二，从新修的法律角度看，因为当时法律体系的不健全，“温州模式”发轫之初的绝大多数制度创新，在当时根本无法做到有法可依。对属于非行政机关的各类其他社会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温州模式下的率先“可为”，为后来国家相关法律的制定提供温州样本。第三，从引领法律改革方向角度看，判断一种制度创新是否具有法理型合法性，根本的判断应该是看这种制度创新是否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否符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合理追求。“温州模式”或许不符合曾经有过的被社会实践发展历程证明是错误的一些“法律规范”，却符合法治文明的基本精神和规则理念，符合法治文明的民本思想，符合“良法善治”的基本理念，同样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发展态势。“温州模式”视阈下的制度创新，具有典型的由区域内生性需求诱致的局部制度改革特征。

　　大家强调，改革永无止境。进入新时代，面对区域经济出现的高质量发展、动力转型及参与全球网络等的新趋势，以小商品、大市场起家的“温州模式”要再创辉煌，重放光彩，就必须在区域法制治理及区域经济治理等方面再创温州新优势。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人文精神，将再次为温州优势的重塑保驾护航。温州经济目前正处于再创辉煌的关键期。

　　着眼未来，温州模式要凤凰涅槃，与会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需要多方发力，致力创新。

　　首先，从区域法治创新角度，没有区域法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就没有温州模式的后续活力。当前，温州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展望未来，“温州模式”的发展，首先要摆脱温州传统家族式熟人社会的的治理模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保证社会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管理基于民主前提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温州模式”的未来发展应从一个经济发展观念转变为一种区域法治文明的发展观念。当前，“温州经济和温州模式发展最缺的已经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最需要的不是微观领域的改革，而是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温州应以政府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区域法治文明建设，建立有为、有限、有效政府。只有率先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才能真正的优化营商环境，使温州重新获得通过机制体制创新，屹立改革潮头的优势。

　　其次，从区域经济治理创新角度，尽管“温州模式”不是一维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而是包括区域经济、区域政治、区域民主、区域文化、区域社会等多维的时空连续体，但从学界对温州模式的认识，比如费孝通对“温州模式”小商品、大市场的定义认识，大多是从对温州经济发展模式的认识开始的。据浙江省统计年鉴数据，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一直是浙江经济版图中重要的一极。温州经济甚至一度非常接近杭州和宁波。但进入21世纪之后，温州与省内杭州、宁波等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以人均GDP为例，2017年，温州人口占全省的16.3%，但GDP只占全省的10.5%，实际利用外资只占全省的2%，高新技术企业只占全省的8.4%，温州只有每万人人才数（为1953人/万人），比全省的平均水平稍微高一点。温州实际利用外资额占比最低，只占了浙江全省的2.0%。温州经济目前面临比较严重的陷入低层次循环，要素禀赋结构低，投机行为多，注重短期逐利，对外开放不足等瓶颈问题。温州经济的治理创新，一要凝聚共识，主动拥抱新兴经济。必须要明确唯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重构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二要重购区域生态，构造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建立以知识创新、孵化器，风险投资、创业投资、人才载体等为核心的新兴产业生态体系。三要主动融入全球发展网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全球产业网络、全球城市网络，走向开放、包容、创新。四要延伸妥善社会网络。温州应打破传统建立在人缘、地缘、血缘等强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网络，将社会关系网络由温州的变成全球的。

　　最后，从区域社会治理创新角度，“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社会、民间资本、行业协会、家族关系等。目前，城市化、市民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改变温州的社会基础，对温州来说，重视社会治理，正当其时。温州一要给社会更多的发展空间，调动社会资源参与到“温州模式”的治理里面去。“温州模式”治理的社会参与，将调动更多的人力资源的参与；二要构筑新的包括社会工作政策、社会公共服务购买政策、社会协商民主政策等社会治理政策体系。

　　新时代新趋势，温州要继续勇当“探路者”、续写创新史，需进一步丰富完善“温州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