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冲突背后的体系之争（上）
雷颐
1648年，欧洲主要国家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了“条约体系”，距今整整370周年了。“条约体系”对世界历史影响至深且远，当然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从康熙年间“条约体系”与中国传统的“天朝体系”的开始接触，到鸦片战争后列强以暴力使中国一步步放弃“天朝体系”而屈从于“条约体系”的历史过程，引人深思。
一
欧洲在中世纪后期，神圣罗马帝国日趋没落，内部诸侯林立纷争不断，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天主教和新教的尖锐对立越来越尖锐，加之周边国家纷纷崛起，彼此争夺，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先或后或浅或深卷入其中，从1618年起，原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成一次大规模的欧洲国家间的混战。这一打，就是30年，德意志新教诸侯、德意志天主教诸侯、西班牙、波兰、丹麦、瑞典、法国、荷兰、英国、俄国都直接或间接介入。
战争长达30年，非常残酷，后果惨重，交战各方渐有息战之意，从1643年起开始进行和谈，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但谈判进展非常缓慢，直到1648年10月才达成协议，缔结了两个和约。由于两个谈判会议地点都在威斯特伐利亚省，于是这些条约遂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划定了欧洲大陆各国国界，开创了由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根据这一条约，独立的诸侯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这一条约，在欧洲开始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各国普遍建立了外交使节进行外事活动。
该条约第一次提出了主权国家概念，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框架下，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首先是在欧洲确立了国与国之间的新秩序，此后随着欧洲在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把主权国家的概念带到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国际基本秩序。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因此它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正式形成。
王铁崖先生在《国际法引论》中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中世纪而使近代历史开始了，“它不仅在欧洲建立新的局面（包括了中近东），而且牵涉到美洲和亚洲等其他地区，从而使国际法从欧洲中心的国际法逐步发展成为几乎全世界包括在内的国际法”。
二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身份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
先秦到两汉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奠基时代，也正是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对华夏以外的世界或作了“妖魔化”处理，或认为是“禽兽”、“人面兽心”，种族低劣，或认为其文明、文化上的低劣等等，以此妖魔化“他者”为镜像，塑造并形成了自己的种族或文化优越、优秀、高尚、高等的形象。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华夷二元对立世界观，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对待与他国的关系中，制度化为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曰“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代“天”来执政“天下”。所以，“天下”的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
从文献记载来看，较为确实的朝贡体制从周代的五服制发展而来。汉唐时期，朝贡体制已得到确立并进一步发展，自汉武帝起，能否“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成为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盛世的重要标志，甚至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通常都要“诏谕”属国向新王朝称臣纳贡。到明清时，有关各种规制已相当精密，其主要内容是“藩属国”要按时、携带特定贡物、按照指定线路（贡道）到中国京城、住在指定馆邸、按照指定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作为宗主国，中国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如果这些属国有新统治者即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即颁发敕文（诏敕）承认其地位。
“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必然要在国家体制中得到反映和体现。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以中国对外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管理、接待藩属朝贡的机构，由“理藩院”和“礼部”分掌。
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的1648年，清王朝定鼎中原刚刚四年，“条约体系”不久就开始了与中国传统“天朝体系”的接触、碰撞和征服。
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开始进入华夏成为天朝的继承人，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华夷秩序”世界中的“天下共主”、“天朝上国”。在乾隆、嘉庆两朝《会典》，包括葡萄牙、意大利等在内的“西洋”，也被列入朝贡国家。虽然这些西洋国家并未向中国进贡，但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对世界的看法。
随着条约体系的东渐，两种体系开始相遇。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和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划分中俄东段、中段边界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可称之为条约体系东进的先声。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极欲扩大商品市场，派马戛尔尼（GeorgeMacartney）为特使，率领有七百余人的庞大船队从英国来到中国，企图打开中国市场。这位大英帝国的特使以为大清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实想为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英国开辟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二是按条约体系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
大清王朝此时上上下下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人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与意义，反而满心欢喜地以为这是“吾皇”天威远被，使远在天边的英国与其他藩属一样，因仰慕中华文明、诚乞教化而远涉重洋来为大清皇帝纳贡祝寿，主动成为中国属国。中国地方官在翻译英方有关信函时，理所当然地以自己的话语系统将其格式、用词译成下对上的禀贴，来华经商的英国商人被译成:“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遗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乾隆皇帝阅后大喜，批示：“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马氏一路受到中方热情款待，但其船队却被插上“英吉利贡使”的长幡，在他们的礼品清单上“礼物”被改为“贡物”，马氏“贡单”上原来的官称“钦差”被清朝官员认为有违天朝体制改为“敬差”或“贡差”，负责接待他们的大臣在给皇帝的奏折中,都是从他们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十一月之久，来向天朝输诚纳贡……与其说是官员们要迎合皇上，不如说这是其“认知系统”决定了“天朝”从皇上到臣民只能从狄夷“向化”、主动要成为中国“藩属”的角度理解此事。
然而，双方最后却终因晋见皇上的礼节而发生了激烈的“礼仪之争”。中国认为，既然是贡使来进贡，晋见皇帝时当然要像其他属国的贡使一样，按天朝体制、代表本国君主向“万国之主”的中国皇帝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对此，马氏坚不同意。从7月下旬到9月中旬这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双方一直为是否“下跪”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甚至权倾一时的和珅也专门为此会见马氏，亦无结果。
最终，乾隆皇帝知道此“夷”并非要来成为属国，至为不快，命其离开中国。同时，乾隆帝仍以“上”对“下”颁发敕谕，对英方派驻使节的要求，乾隆断然拒绝：“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尊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译馆供给，行至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对英国提出的通商要求，他也断然拒绝：“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马氏一行最终一无所获，于10月初被迫离京返国。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时隔23年后，英国又派阿美士德（WilliamPittAmherst）为特使来华，根本目的仍是想打开中国市场，建立外交关系。但中方仍认为，这是英国“迭修职贡”，诚心向化。然而双方又因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由于阿美士德仍拒不跪拜，嘉庆皇帝大怒，颁谕称：“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当日又下旨要求英使离京回国。与乾隆皇帝一样，嘉庆皇帝也给英国国王颁发“敕谕”一封：“尔国远在重洋，输诚慕化”，“特命大臣於尔使臣将次抵京之时，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此时，距英国发动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只有20余年，嘉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仍满是“天朝”、“万国共主”、“输诚慕化”、“恭顺之心”、“倾心效顺”、“来朝”、“向化”等华夏中心论观念，对一个新世界(6.900, -0.05, -0.72%)的来临一无所知，毫无感受。
四
鸦片战争开始后，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清政府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观念和面子还很强，仍视此时的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甚至根本不想与之“外交”，所以每当有中外交涉事件，由于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朝廷总是因事随时择人办理。但由于中英签订了不平等《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五口”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
列强当然不会同意与“理藩院”或“礼部”打交道，于是清政府于1844年设置了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传统的对外体制，开始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由于这“五口”都在南方，广州历来是对外交往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动重心向此移动，因此从1859年起改为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让外国人进京，以符中国传统体制。而且从观念上说，这样清政府仍有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即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因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同时还表明，清政府认为与西方列强的交涉只是临时性的，拒不建立统一的常设外交机构。但这毕竟又表明清政府被迫承认同西方列强间已不是传统“宗藩”关系。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又以中国惨败告终。中国在1858年6月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列强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清政府又不得不增加了许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长江以南由原来的五口增设为13口，长江以北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清政府于是将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改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设在上海，后来演变称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在天津新设“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后来由直隶总督兼任，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南北洋大臣都是为“通商”而设，仍反映清政府不愿承认与狄夷有政治关系。
由于与北京近在咫尺，再加清廷仍是尽可能将对外交涉活动局限于地方，所以北洋通商大臣在天津设立之初实际就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一些外交谈判的签约地都是天津而不是中国的首都北京，有些国家原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仍坚持要他们到天津。各国外交人员只能在中国的“地方”并主要是与“地方官”打交道，这明显不合国际惯例，引起各国强烈不满，一再要求进京。但清政府为传统观念所囿，一直坚持与各国的交涉只能在国门天津而不能在国都北京进行。若想进京交涉，必须先在天津等候，由北洋大臣先向总理衙门呈报获得批准后方可进京，如果不经北洋大臣同意而直接进京投谒总理衙门大臣则肯定被拒。这些规定或曰惯例，使北洋大臣实际深深地参与了国家外交。
负责对外交涉的南北洋大臣本无兵权，但由于是督抚兼领，既有兵权又有地方行政权，自然成为国防、外交上的重镇。而就南北洋“份量”而言，由于南洋大臣早设约二十年，再加早期南方对外交涉事件远多于北方，所以早期是“南重于北”；后来由于外交重心北移，北洋大臣更多地参与全国外交，渐渐地“北重于南”。
附提一句，“北洋系”终成清中央政府难以驾控的巨大政治力量，对清末乃至民国政治都影响殊深。晚清政治格局的一大特点，是地方势力慢慢崛起，中央政府渐渐大权旁落，此乃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多多，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即清政府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中已经风雨飘摇，却仍固守于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虚幻观念，竟然把相当一部分外交权——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国家政治，交与“地方”处理，地方自然要崛起、“坐大”。许多年后，正是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成为满清王朝的重要掘墓人。如此结局，是当初为维护传统“礼制”和“面子”、想把外交局仍限于“地方”而设南北洋大臣的清廷万万没有想到的。历史，确实吊诡。面对已经深刻变化了的世界，满清统治者仍然如此愚蠢僵化地固守传统观念、传统意识形态，其最终命运，不亡也难。
五
由于奕訢负责与列强谈判，因此对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格局有较深了解。他考虑到各国公使要常驻北京，再加列强要求中国成立一个中央级对外交涉机构，于是在1861年1月上奏，提出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事宜。咸丰皇帝批准了奕訢的建议，但咸丰皇帝有意加上“通商”二字，想坚持“天朝”与“外夷”间只能是洋人来华的通商关系，而不可能有政治关系。奕訢知道中外已不可能只是通商关系，于是坚请去掉“通商”二字。在奕訢坚持下，咸丰皇帝最终同意去掉“通商”二字。这样，清政府总算有了一个类似于外交部的机构，天朝体系又退一步，向条约体系又跨近一步。
总理衙门的成立改变了中国从来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传统，是中国与现代国际体系接轨的重要一步，是中国外交制度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为后来正式成立外务部打下基础。
但清廷最怕、最不愿意的还是“天朝体制”从来没有过的外国公使进京，为避免外国公使到北京换约，清政府提出在上海换约。但是，西方列强坚持公使在北京换约，因此，双方冲突不断，列强最终决定用武力达到目的。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到热河，指定恭亲王奕訢留京与英法联军谈判。10月下旬，奕訢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俄交换《天津条约》并订立《北京条约》。英、法两国公使终于在武力护送下，来到北京，随后，各国外交使节也常驻北京。天朝惯例，又被打开一个缺口。
有外交有关系的国家互派外交使节，是由条约体系确立的现代国际关系惯例。然而，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不得不同意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后，却迟迟不愿派中国使节驻外。对外国提出的中国派遣驻外使节的要求、建议，总理衙门的回答总是：“各国至中华，通商传教，有事可办，故当遣使。我中国并无赴外国应办之事，无需遣使。”千百年来，“中华”一直是“万方来朝”，只有其他蛮夷之邦派贡使来中国朝拜之理，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但此时环境大变，最终清政府也不得不非常被动地派出驻外使节。
1875年初，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人马嘉理（A.R.Margary）到中缅边境探路，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1876年9月中旬，清政府与英国在烟台签订了不平等的“烟台条约”，答应英国种种要求，结束此案。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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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引起轩然大波。虽然中国此时屡遭列强侵略，但仍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幅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可见“华夏中心论”是有深厚民众——至少是士绅——基础的，亦说明观念改变之艰难。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前往英伦，一方面“谢罪”，一方面出任驻英公使。
中国对外派驻常驻使节，以此开端。天朝体系又退一步，距条约体系，又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