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谢健 民营经济研究专家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常务副院长 教授（以下简称谢）

　　专栏主持：金辉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金）

　　谢健，1964年11月生于市区永宁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76年毕业于朔门小学，1979年温州二中初中毕业，1981年高中毕业，考取浙江大学半导体器件专业，198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管理工程系工业管理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

　　毕业后执教温州大学，是温州大学引进的第一位硕士，2003年被评为教授。历任温州大学企业管理教研室主任、经济管理系副主任、经济与行政管理系副主任、管理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现为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经济学会理事、温州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温州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学术职务。1998年获得“浙江省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称号，1998年入选温州市“5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2001年入选首批温州大学学术带头人，2003入选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2004年入选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

　　长期以来，谢健从事经济和管理教学及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民营经济、区域经济、企业制度等。近年来，在《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经济管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统计研究》等国家一级及省级学术报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十多篇论文被各大文摘转载和被CSSCI收录。出版著作有《温州民营经济研究——透过民营经济看温州模式》、《温州制造——透过民营企业看新温州模式》、《现代企业文化概论》、《民营中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温州城市社区建设研究——温州模式的一个新视角》等，曾主持和参加过二十多项国家级、省市级及横向研究项目。先后获得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奖、浙江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温州市科技进步奖、温州市“五个一工程”奖等十多项奖项。

　　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作为我国最早跃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弄潮儿”，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发扬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精神，大胆改革创新，冲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框框束缚，促成市场经济体制发育和发展的先发优势，推动本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独特的温州模式。温州模式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使温州名扬天下。

　　因此，温州模式成了温州的经济形象，温州模式给温州创造了财富，同时也给人们许多启迪。30年过去了，温州模式还能发展吗？温州模式的出路是什么？这是许多温州人特别是温州学者所思考的。谢健在接受采访时说，温州模式的出路是创新。而他说此话是经深思熟虑之后的理性结论。采访谢健之前，早就听老友马津龙说起过他，知道他很用功，对温州模式的研究花了不少心血。他把温州模式的研究看成自己长期的研究。

　　温州模式的三个阶段

　　金：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你是如何评价温州模式的？

　　谢：改革开放30年，温州经济经历了模式创立、二次创业、新的跨越的发展历程，人们对温州模式的评价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一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作为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温州模式的出现让人们感到惊喜，社会各界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二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各种经济发展模式先后出现各种各样的困惑时，温州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活力使得人们再次对温州模式刮目相看；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温州经济的增速出现滞缓的现象，人们对温州模式能否继续辉煌产生了怀疑。我认为，对于温州模式，要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放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进程中去认识，我们可以发现，温州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温州经济之本身。作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典范，作为发展经济民营化的先锋，温州模式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温州模式的创新，也为中国的改革作出了示范。特别是100多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将温州的观念、温州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和温州人的精神也带到了全国各地，使得温州模式不再局限在温州，而是扩散到了中国广阔的大地上。

　　金：你作为本土经济学专家，曾经参与温州民营企业的咨询活动，你最近在做些什么？

　　谢：一方面我继续对温州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进行深入研究，如最近正在撰写一部题为《沿海发达城市欠发达地区发展对策研究——以温州为例》的专著，研究一个以往被人们所忽视，但近些年来开始引起人们关注的话题，是属于统筹区域发展的范畴；同时我还为地方政府做相关的研究，如前段时间为鹿城区所做的鹿城区商贸流通业发展规划，最近正在为龙湾区做商贸流通业发展规划，在规划中融入了我对温州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思想，我想是很有益的。另外，我还经常通过参加政府举办的有关研讨会和咨询会，发表我的观点来影响政府决策者；通过给企业家们讲课来影响企业家们的思维；通过媒体向公众发表我对经济问题的评论来影响民众的思想。

　　金：是的，常在媒体看到你对经济问题尖锐的评论。说实在的，对媒体发表看法说真话是很要紧的，而这样也许有人会不高兴，你有否这方面的担心？

　　谢：作为一名学者，我的学问来自社会，理当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要向公众发表我真实的观点，这出于学者的良知。但我不会乱评论或是随意发表看法，尤其是涉及到数据问题，我是很谨慎的，没有研究我是不会说的。

　　金：你说得很好。我觉得作为一位学人，应是社会道德、知识信仰的集大成者，应闪烁着常人无法企及的道德素养和人格魅力，是“社会公共良心”，是社会正义的化身。而现在有的学者媚俗倾向严重，甚至沦落为“文化痞子”，确实令人担忧。

　　以你从事的研究方向来看，不论是民营经济研究还是区域经济的研究似乎都带有明显的管理学痕迹，这是不是与你攻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有关？你的本科专业是半导体器件，怎么后来又转向管理学了？

　　谢：我上大学的时侯，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科学技术被认为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手段，科学家是人们崇拜的对象。我正是带着成为科学家的梦想来到浙江大学，选择了高科技含量很高的半导体器件专业。而当我大学毕业时，已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处于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兴起的时代，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不仅需要科学技术，还需要科学的管理，日本崛起的案例被人们津津乐道，迅速接受时代新思潮的我开始对管理学感兴趣了，大学毕业时没有报考原专业的研究生，而是选择了管理学专业。这种学习背景使得我时常用工程学的严谨和管理学的系统思维来看待经济学问题。

　　温州活力激励我研究

　　金：你研究温州模式，研究温州民营经济，是你自己选择的吗？这是不是与你出生在温州这块热土有关，可得天时地利的优势，使你增加了感性认识，是不？

　　谢：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研究生毕业后马上回温执教，所教的又是企业管理专业，使得我较早地接触了充满生机活力的温州民营企业，虽然我最初的研究领域是令很多人望而生畏的统计预测方法，而且也已颇有收获，但很快我就被温州人的创业创新精神所吸引，到企业调研以及与温州企业家的接触中都使得我对温州模式有了深刻的认识，从而激励我下了决心，将研究的重点转到了全社会所广泛关注的温州模式和温州民营经济。

　　金：在你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什么？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谢：我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了很多关于温州模式的研究成果，包括在国内一级期刊上发表的一系列的论文和出版的四部专著，其中如“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10期）、《区域经济国际化：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比较》（发表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10期）等论文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前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最大的五种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比较，先后被权威的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体制改革》全文转载，而且引用率很高，至今还被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模式时所引用。

　　金：据报道，温州早已是全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中国品牌经济城市，2007年温州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4000元，排名位居长三角地区第一位。而这与温州的民营经济的活跃有关，你作为研究民营经济的本土专家，你是如何看待温州模式在温州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谢：温州模式改变了温州的经济地位和温州人的社会地位，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经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温州人的创业创新精神也得到全社会的肯定。温州模式的作用在于对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率先实践，而市场经济较之于计划经济、民营经济较之于国有经济具有高效率的特征，这就是说，与其它地区相比，温州获得了高效率的增长优势。

　　创新是经济发展原动力

　　金：有人说，现在的温州模式已经进入后温州模式时期，我在与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的探讨中，他是不赞成此观点的，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到温州模式的出路问题，请你说说你的观点好吗？

　　谢：我也不太同意“后温州模式”之说。因为温州模式的产生虽然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但温州模式的本质和核心则是发展民营经济，而民营经济具有产权明晰、风险自担、机制灵活等特点，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改革开放至今，温州始终坚持这个方向，虽然民营经济在不断发展，但是其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不能因为当前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征发生了变化，就说出现了“后温州模式”。诚然，当前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也存在许多问题，如家族制问题、管理模式问题、产业选择问题、经营方式问题、市场战略问题等等，特别是温州民营企业遭遇国际贸易壁垒现象，温州民营企业不积极上市现象，引起了理论界的争议。温州经济增速趋缓的现象更是受到社会对“温州模式”的质疑。所以才会有人提出“温州模式”过时了，现在要发展“新温州模式”或是“后温州模式”。我认为温州模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温州之所以出现诸多的问题，是因为在新的环境下，温州民营企业的创新少了，温州政府的制度创新也少了，这就导致了温州模式出现“增长滞缓”的现象。所以温州模式的发展出路还在于创新、必须不断地创新。

　　金：当前的国际金融海啸，使国内及温州一些出口企业遇到了“寒冬”。对此，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帮助企业走出困境。你是否从学术层面提点政府如何为企业“过冬”定制“御寒衣”的建议？

　　谢：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将会进入艰难的时刻，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关系到温州经济的未来。而如何保护中小企业“过冬”则考验着政府的能力。近年来，为帮助中小企业融资脱困，地方政府协同金融机构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创新。如我省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等。但总的来说力度还不够。我认为，鉴于当前尚缺乏有效的企业产权交易平台，地方政府需要改善中小企业产权交易模式，建立区域性产权交易所和信息平台，以此作为平台来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另外，政府帮助中小企业实现由低端制造为主，提升到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从而实现产业升级，则是保护中小企业“过冬”的关键点。政府应通过政策加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及培育的扶持，帮助中小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加速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实现企业生产经营产品高附加值的快速提升，增强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

　　金：你觉得温州民营经济能否扛得过这场经济危机？谢：我始终认为，温州人的创业创新精神是支撑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虽然经济危机会影响温州经济，会给许多温州民营中小企业带来严峻的考验，甚至会有一批为数不少的民营中小企业倒闭，许多温州人会失去他们的财富，但是温州人的创业创新精神仍然会激励他们寻找新的发展机会，温州人已经经历过无数的挫折，但最终他们都坚强地挺过来了，这次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