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告诉我们

　　原温州市乡镇企业局局长李仁续在采访时告诉我们，86年的时候，中国比较典型的有3种模式：珠江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有卖国和爱国之争，但它有邓小平作背景，争论不是很激烈；苏南模式，它是冲击国营与国营争原料，但它同属公有制，争论也不是很激烈；只有温州模式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它的启动实现了个体发展和私人合作，从属于私有制范畴，所以姓资姓社争论非常激烈。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戴园晨在谈到温州模式时认为，苏南模式是发展乡镇企业，容易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政策首肯，温州模式就不能得到首肯，那时候的民营经济是按批的民营经济，它符合实际，但不符合本本，不符合“左”的教条。　　改革20年，既是一部经济发展史，又是一部思想启蒙史。变与不变，改与不改，进与退，姓“社”与姓“资”，姓“公”与姓“私”……种种交锋、碰撞伴随着温州前行的每一步。所有争论都关系到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原温州市委政研室主任郑达炯多年来一直致力研究温州模式，说到这个问题他认为，现在就比较清楚，实际上涉及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问题，长期以来，邓小平同志讲搞了几十年革命，不知道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温州的争论集中起来在这个本质论的问题上。长期以来，生产关系来判断是非，认为生产关系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的分水岭，不解决生产力的问题，光是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这个温州人搞过，这个社会主义是形式上的社会主义。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十五大最重要的一句话，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这个判别标准的所有制形式，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你不能说这种所有制是高于那种所有制，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国力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就是好的。

　　费孝通，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在温州发展的关键时刻曾三下温州，以极大的理论勇气，为温州的发展振臂呐喊。

　　99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付委员长田纪云在参加九届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温州的经验很值得重视和总结，它的发展历程和走过的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借鉴和推广意义。

　　99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时隔7年后再来温州考察后指出，江泽民总书记的十五大报告是在对包括温州在内的各地经验的肯定和总结。他还说，温州改革和发展的道路是不平坦的，经历了种种的坎坷，但温州的干部群众面对议论不争论，面对问题不护短，面对困难不动摇，坚持从温州实际出发，在不断探索总结中开拓前进。

　　99年10月，刚刚上任不久的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来到温州，对温州二十年来放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温州人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张德江说，浙江人的精神就是中国人的精神，而温州人是浙江人的典型代表。

　　风回雁荡，潮起瓯江。温州改革二十年，为世人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二十年风云际会，二十年沧海横流，历史，终于给了温州和温州人应有的说法。

　　从一舟疾进到百舸争流，温州二十年代表了一个时代。温州不是温州人的温州，更是浙江的温州，中国的温州，对于他的过去和未来，我们有理由奉献自己的热情和关注。

　　现在，“温州”两个字已经是一个品牌，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象征，在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除了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重温当年的“温州做法”以外，从理论上提升温州的经验也是真理实践的题中之义。为此我们特邀了我省的青年经济理论专家张仁寿与我们一起走进温州。这位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十多年来以他特有的“温州情结”对“温州模式”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今年他又承担了省政府委托的“温州模式再研究”课题。我们期待着我们的努力能引发更多的改革之士对温州现象的关注和思考。

　　“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坚定改革的信念，决定命运的，将是我们自己。

　　温州这样告诉我们。

　　源头

　　我们到温州采访的第一天，在前往永嘉的渡轮上，遇见了一位包女士，她叫包玉凤，是浙江省农办的退休干部，其丈夫李云河，是五十年代的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二十天前刚刚去世，包玉风此行，就是前往永嘉了却她丈夫生前一桩未曾了却的心愿。包玉凤说，李云河的骨灰我把他送到这里来了，他说永嘉是他的第二故乡嘛，要回到永嘉来。

　　偶然的相遇，竟让我们无意间知道了一段42年前惊心动魄的历史公案，随着包玉凤的叙述，我们走进了42年前的那段历史。

　　1956年，正当中国农村处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之际，这一年5月，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针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的矛盾与弊端，决定在该县燎原社进行中国农村第一次的包产到户试验，并派县农工部干部戴吉天到燎原社组织包产到户实验工作。从开始实验的短短十个月时间变化很大，出工的人数不但多了，而且质量好了，人家说不要问哪一块土地是燎原的，你只要到燎原去看一看，他的“春花”特别好，他的“烧灰”特别多，就是燎原社的。

　　包产到户试点很快收到成效，9月，戴吉天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并上报县委、地委。不久，燎原社的经验便如星星之火般迅速燎原开来，到1957年春，温州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有1000多个。

　　在温州农村进行这场包产到户试验的时候，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正进入第三个年头，农村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在这种情况下，永嘉的包产到户试验便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批人的反对。

　　1956年11月19日，当时的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文章，指责燎原社包产到户是倒退到小农经济的单干去了，57年1月27日，李云河在浙江日报发表文章予以反击。6月，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发动以后，从高层到地方，批判李云河与包产到户的文章便铺天盖地而来。57年10月13日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评永嘉的包产到户。

　　在强大的“左”的势力下，这场中国农村第一次的包产到户试验被掐灭了。　　政治上的风云突变，使提倡或支持包产到户的人一个个被押上“审判台”。58年2月，李云河被定为“手持双刀大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劳动。58年10月，包产到户工作组组长戴洁天，被永嘉县人民法院以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为由，判处劳动管制三年，并同时扣上右派和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与家人一同押回原籍管制。

　　包玉凤（李云河之妻）说起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58年以后，我就变得死气沉沉了，大路不敢走，走小路，碰到熟悉的人，我也不敢理睬了，我觉得做人好象比人家矮一等似的。”戴洁天之妻陈小梅说，“那个时候你说我苦得怎么样，干还是要干，哭不能哭，你说这种情况下一个女同志怎么受得了，我当时只有23岁。”

　　两个女人的眼泪诉说着两个家庭在那个时代的悲惨遭遇。然而，在其背后，流淌的更多的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时代悲剧。1978年，当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以包产到户揭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时，历史已整整跨过了二十个年头。

　　就因为失去了二十年，在随后的发展中，我们国家不得不准备用100年的时间去追赶。

　　历史走到了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永嘉上塘纪念永嘉农村包产到户42周年会场上，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畅言到，“今天，历史出了头了，它出来作证，告诉永嘉的同志们，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我们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冰川早已解冻，历史的阴霾也已从人们心头驱走，就在李云河等一大批蒙受冤情的同志纷纷平反昭雪后，从1978年开始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正在温州结成累累硕果，已是山花烂漫时，李云河却在这次会议前的二十天去世，他的骨灰就洒在楠溪江畔、谢灵运身后的这座大山上，望着瓯越大地呈现出的沧桑巨变，该是他在丛中笑的日子了。

　　十月，收获的季节，戴吉天又一次来到昔日曾经奋斗过的燎原社，回首往事，这位饱经磨难老人不禁感慨万千。“我感到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是公正的。”

　　戴吉天是可以感到欣慰的，如今，昔日的燎原社所在地任桥村，正以其绚烂的色彩凸现在温州农村的新画卷上，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鲜活机制的促动下，从８０年代初开始，一大批农民挣脱了土地的束缚，办工厂、跑营销，如今该村的皮鞋生产企业已是遍地开花。而同时，任桥村的农业也得到稳步的巩固与发展，97年，任桥村农民人均收入达10950元，是全国同期农民人均收入的5倍。　　在温州农村，象任桥村这样的村镇随处可见，他们同样以家庭经营为起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温州模式的神话。

　　家庭工业、家庭商业、民营经济，这些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温州模式，难道与当年这场可歌可泣的包产到户试验不正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吗？

　　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张仁寿评价说，“家庭经营和农户的职能，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流传下来最古老、也是最丰厚的一种组织资源，我觉得温州模式它的生命力，后来讲就是利用了市场机制，利用了民间力量，但是他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利用了家庭的功能，把家庭经营这种形式不仅在农业领域，而且是率先向非农产业推广，这点，从理论上概括，就是可以看做温州模式的萌芽、胚胎、渊源，都在于1956年的这一场包产到户试验。”

　　是的，正是激活了家庭这个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细胞，温州模式在以后的发展中才显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许多年后，当以家庭经济为发端的温州民营企业群落又一次引起举国关注时，我们从50年代的这一场改革中找到了源头。当千千万万的温州人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国内外市场演绎一个个传奇故事时，我们从李云河等改革先行者身上找到了影子。

　　正是有了包产到户，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批具有市场创造活力的农民才从生产队和土地中解放出来，也正是有了这种对农村劳动力的解放，才有了温州农村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才有了百万农民闯荡市场的神话，才有了东方布鲁塞尔之称的永嘉桥头钮扣市场，以及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温州村、温州商城和温州商人，也因此才有了今天温州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面貌。　　从闭塞的土地中走出，今天的温州已开始同外界进行了全方位的接触，在贫脊的土地中崛起，今天的温州已拥有了富裕与传奇。

　　海纳百川，九九归一。二十年回头看，瓯越大地的沧桑巨变全都孕育在那场对土地最初的革新上，而我们也就从燎原社这个源头出发，循着历史的轨迹，去踏寻温州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

　　没有孕育的阵痛，就没有生命的辉煌。

　　温州这样告诉我们。

　　嬗变

　　许多年以前，瓯江的江面上吹过一阵风，风中带来了一粒种子，落在江心的这座塔尖上，没有人浇灌，也没有人呵护，甚至连土壤也没有，它却成长了。　　许多年以后的1978年，又一阵春风吹过江两岸，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两岸农民，他们带着种子随风飘向全国，飘向世界。后来，种子发芽了，生长出一颗颗叫作市场的大树。

　　八十年代初的温州，依旧贫穷和落后，面对人多地少的现状，一群人开始打起行囊，背井离乡，在将足迹踏遍神州之后，他们便将一张张订单带回家中。　　这群人就是温州的购销员，在当时大约有十几万这样的人穿梭于大江南北，号称十万购销大军闯市场。

　　当时有人说他们像蝗虫满天飞，扰乱计划经济，也有人称他们为英雄，因为正是他们，七手八脚连推带挤地把温州推进了市场经济。蝗虫也罢，英雄也罢，温州最早被外界所了解，也就从他们开始，后来在浙江流传很广的四千精神，即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踏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就是由他们首先总结出来的。

　　购销员从全国各地拿来订单，便到温州的集镇上采购产品，集镇上的前店后厂在当时是很盛行的，一边生产、一边销售，再由这些购销员发往全国各地。久而久之，前店后厂逐步集中，也逐步专业化，像永嘉桥头的钮扣、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等等。到1983年，温州当地便形成了闻名全国的十大专业市场。

　　以十大专业市场为启动点的温州经济由此迈上了快车道，并带动了当地家庭工业发展，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区域经济特色。专业市场和家庭工业也因此被人称作温州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1986年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教授来到温州，在考察了柳市等十大专业市场后，他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于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他启动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于是“小商品，大市场”便从此成为温州模式的一种颇具影响的经典性表述。

　　然而，时隔12年，当费孝通教授又一次来到温州时，温州的专业市场却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10月20 日，费老到温州后的第一站就去了乐清柳市，那天他去了正泰集团，又去了德力西集团。然而当车队出了德力西大门后，便掉头向西驶去，费老似乎忘了，在身后，德力西的东边，仅仅几步之遥，还有一个曾名噪一时的柳市低压电器市场。12年前，费老就是在那里引出了“小商品、大市场”的经典性表述。

　　这个被费孝通教授忽视的柳市低压电器市场曾经是温州发育最早生意最火的十大专业市场之一。

　　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中国电器城时，呈现在面前的景象使我们很难相信，这里曾经是全国最重要的低压电器交易中心，门可罗雀的场面全然没有了昔日的辉煌。

　　当记者询问生意怎么样时售货员说，“不行了，96年好一点，97、98年就不行了。”

　　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电器城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落。

　　其实，不只柳市的专业市场衰落了，当年曾名震全国的十大专业市场如今大多都在艰难中挣扎。从91年起全国几次评选十大市场，温州均榜上无名。妙果寺商场，这个曾经是温州市区最红火的服装市场，如今早已关闭改作它用，只剩下门口的这对石狮子，仿佛还在诉说昨日车水马龙的盛况。温州的市场究竟怎么了？许多新闻媒体在发问，许多经济界的人士也在关注。那些当年曾创造了温州十大专业市场的百万大军，难道愿意将自己一手创造的辉煌就这样被轻松的抹去了吗？

　　赵章汉，温州乐清人，在吉林省公主岭市，当地官员百姓都称他为赵市长，十几年前，他也是几十万购销大军中的一员，去98年八月，他斥资一亿七千万在公主岭市办起一个中国北方温州商场，为表彰章汉的贡献，当地政府聘他为名誉市长。

　　据赵章汉说，当地有30%是温州人，大约一千多人。

　　这一千多名温州商人在市场开办初期便纷涌而至，买摊位，摆柜台，很快就把这个市场炒得热火朝天。

　　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有市场，这话一点不假。在浙江省内，绍兴柯桥市场有40%是温州人，北京、太原、沈阳，甚至巴西圣保罗、法国巴黎，温州人几乎将自己的经商触角伸到了每一个有市场的角落。百万温州人在将温州产品卖到各地时，同时也将温州的市场观念与模式辐射到了全国各地。90年代，当中国经济由短缺转为过剩时，市场交易重心便由生产地向消费地转移。在百万温州商人的推波助澜下，温州当地的专业市场便很快位移到了外地。　　温州市市长钱兴中认为，“现在温州的优势都到哪里去了呢，是被100多万温州人带到全国各地去了，每一个大城市几乎都有温州市场，所以这个前店后厂的内涵就起了变化，这个店开到全国各地，厂还摆在温州。”

　　据了解，百万温州商人目前经营的产品，大都还是温州当地产品。在中国最大的义乌小商品城据说有60%的产品出自温州，从这个角度来看，温州商人在创造更大的辉煌。

　　如果说，专业市场衰落的外部原因是因为市场发生位移的话，那么，温州当地工业企业及市场本身的演变则是专业市场加速衰落不可逆转的内部动因。

　　还是拿那个只有一对石狮子守候的妙果寺商场来说吧，90年代初，妙果寺商场最红火时候，这里曾经有一个年轻摊主叫周成建，他就是后来在浙江赫赫有名的美特斯．邦威服装的创始人。95年，生意做得正红火的周成建却毅然从商场中辙出了自己的摊位。

　　采访时周成建这样认为，“市场最旺的时候，就只能局限在这个市场，而作为一个品牌打响了，就要面对全国无局限的市场。”

　　邦威集团如今已在全国建立起了自己专卖店的网络。可以说，周成建当年对专业市场的断然割弃，宣告了新一代温州企业家对传统销售方式的背离，也宣告了专业市场鼎盛时代的终结。

　　同样的原因也发生在柳市低压电器市场，96年，柳市电器行业产生二十多家集团公司，这些集团公司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三千多家销售公司，其销售额从原来的十几个亿发展到98年的46个亿，而同期，电器城的交易额却从原来的十几个亿锐减到98年的1.6个亿。

　　电器城售货员说，“现在我们都是零售生意，很差的，以前没有挂集团好一点，但现在都给集团做了。”

　　中国德力西集团总裁胡成忠则认为，“应该说，电器城它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也已经完成了。”

　　专业市场曾在柳市低压电器业发展阶段，给它带来了生机与繁荣，而今天却被日新月异的市场与日益强大的企业所抛弃。在柳市电器城日渐衰落的背后，蕴含的更多的是当地电器行业迈向规模经营与品牌之路的曙光。一向关注温州新生力量的费孝通教授自然不会再将目光投向专业市场，他关注的是像正泰、德力西这样的温州企业如何再创辉煌。

　　费老认为，“市场方面，不再是专业市场，而是全国性地出去了，到处都有你们温州人，都有温州人在做生意，也推动了全国各地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跨世纪的时候，你们应该起一个更大的变化，希望你们能把码头筑起来，让大家把手伸的远一点，到世界各地都去发展。”

　　是的，筑码头、闯天下，温州的企业界目前正以二次创业为基点，以质量和品牌为抓手，构筑坚实的码头，而那些闯荡天涯的百万温州商人早已将自已的经营触角伸向全国，伸向世界。二十年前，随风飘去的那颗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他的根系粗实，深植于温州这块充满活力的土地，他的枝叶茂盛，飘展在世界每一处天空。

　　对于一棵成长的大树来说，岁月的年轮会留下，但叶子总是需要不断更新的。

　　温州这样告诉我们。

　　创新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文中称温州家庭工业的发展“已经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温州的名字从此与民营经济紧密相连。

　　从家庭工业到股份企业，温州创造出一个个全国第一。

　　正因为温州是民营经济的天堂，它对于中国人的魅力之大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

　　每一次我国思想的大解放，都促使温州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每一次温州民营企业的创新又触动着思想大解放的思潮。

　　人人皆知温州曾有一个以家庭企业为主的模式，与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相比，地理上偏居浙南一隅的温州既无交通之利，又远离中心城市。在这个资源紧缺、人均耕地不到四分的温州，它的工业发展何以能有如此强劲的势头？当我们回首温州的工业企业发展时，不得不提起一种叫“挂户经营”的方式。正是这个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陌生的名字，给数以万计的家庭工业戴上集体的红帽子，从而造就了桥头纽扣、塘下汽摩配、金乡标牌等一批批温州著名的小商品产销基地。

　　温州塘下工办主任回忆说，“过去出差，买轮船票都要有县一级以上的介绍信，个人没办法开介绍信，要利用工厂开出去，当时政府签署意见，由市里转，所以个人都挂户。如果没有挂户，我们这里的营销队伍就没有这么强大。”

　　八十年代初，我国理论界还在小心翼翼地探讨姓“资”姓“社”的问题，私营业主的腰杆怎么也直不起来。从挂户经营者拿着介绍信开拓市场那一刻起，温州人多年来被计划经济压抑下的热情迸发出来，点燃了温州市场经济的火花。正是温州创造的挂户经营这个“土特产”，使千家万户的能工善商者找到了打入全国市场的支点，找到了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发展商品经济的变通方式。推动了温州家庭工业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家称，没有挂户经营这一创新，就没有温州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形成“温州模式”。

　　17世纪，英国人用残酷的“圈地运动”完成了原始积累，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300年后，温州人用他们的创造，率先在中国冲破三十多年计划经济的桎梏。　　1978年，温州全市乡办工业企业总共只有2000多个，总产值仅为1亿2千多万元。到1986年，温州家庭工业企业达到14.65万户。从业人员达33.86多万人，产值17.7亿元。挂户经营别开生面地拉开了农村工业化的帷幕，形成了柳市五金电器、宜山再生纺织、桥头钮扣等十个大小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温州从此名声大振。原温州乡镇企业局局长认为，家庭工业的过程锻炼了温州一百多万农民，使其变成了真正具有商品经济头脑的经营家。

　　八十年代中期，温州众多家庭合伙企业扩大规模，合股经营，又不愿挂集体的牌子，于是温州人发明了“股份合作企业”这个名称。这项创新，不仅使原本分散的资本有了结合的可能，有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大，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所有制歧视的情况下，给民营经济打起了保护伞，八十年代的温州成了中国私营企业的“麦加”。

　　87年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我国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政策性文件，从而使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发展由群众自发联合转变为政府引导的规范化建设。就是这么一份文件，将温州人的创造载入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史，就是这么一个创造，为中国企业体制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也就是这么一种思维，使温州成为改革的聚焦点，引发了温州经济领域的滚滚烽烟，在90、91短短两年内，北京竟一连来了三次调查组。

　　而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国有企业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承包制的试验和改革。直到11年后，在党的十五大上，明确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温州的探索比全国的推行早了整整11年。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评价道：“温州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小商品经济，这样的规格温州人不能满足。市场要扩展，产品要升级，技术要提高，企业的组织形式必须要更替。”

　　这是一道流动的风景，触动着中国经济敏感的神经。柳市，这个曾经与八大王精密相连的名字，南巡讲话后又一次响彻大江南北。或许很多人不知道求精开关厂的名字，但从这家企业成长起来的正泰、德力西集团在短短的几年内成为温州公司制企业的代表。但温州类似南存辉、胡成中这样的企业家毕竟不多，当我们的目光越过这些成功者的身影，在一座座矗立的公司大楼反弹时，天正、长江、精益等一批批企业集团迎面而来。92年在温州开始出现的集团化倾向实际上正是民营企业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的又一次制度创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温州家庭工业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这些企业的老总们说，温州经济是被逼出来的，柳市的经济是打出来的，有了外部压力，当成一种动力，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就产生了一种活力；组建公司也是生存的需要，市场的需要，原来的一个个厂已经力不从心了；一个企业要快速发展，必须要不断地创新，不光是产品创新，还有企业制度的创新，管理体制的创新。

　　温州企业制度的创新史就是温州经济的发展史，温州的民营经济自出生的那一刻，命运就注定他们与制度的创新紧密相连，从挂户经营到股份合作，再到公司制的出现，每一个改制的步伐都蕴含着温州民营企业家艰辛的尝试。温州人顶住了种种压力，在不断的创新中发明了一条中国农村能够最经济最有效地开始工业化的道路，找到了传统农村顺利实现工业化的最低而又有效的起动点。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主任叶正猛认为，温州改革开放最大的一条成就，就是创造了灵活的机制，企业本位是温州灵活机制的核心，经济体制的运行由原来的政府本位转到企业本位。

　　也有人认为，温州改革的经验表明，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有的、集体的经济改了十多年，处境仍然很困难，而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民营经济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戴园晨说，“现在已证明苏南模式已走向温州模式，因为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已越来越国营化，活力就越来越弱，温州模式却能始终保持其应有的活力。”

　　从市场中成长起来的温州民营企业是充满活力的，截止97年温州经济中民营经济已是四分天下又其三。近年来正当国有企业为下岗职工伤透脑筋时，温州却是无人说下岗。

　　今天我们再来看温州，温州的繁荣所给予中国的启示，还不在于它的企业所特有的组织形式和所有制关系，而在于它的发展中，没有在纷争中停步，始终把生产力放在第一的位置，这是温州千变万化的经济背后一条不变的线索。

　　创新，是温州的生存之路、发展之路、希望之路，创新，是温州也是中国经济不断进步的原动力。

　　蛹虫在蜕变成蝴蝶的那一刻，就决定了它可以用翅膀飞翔。

　　温州这样告诉我们。

来源：经济学习责任编辑：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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