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服装业再创辉煌

　　如果不是被逼出来的创业冲动，70年代末，年仅13岁的温州男孩南存辉和16岁的台州男孩邱继宝就不会走上操鞋刀、揣鞋锤的“修鞋匠”之路，更不会有后来各自创立的正泰集团和飞跃集团。而现在，正泰集团是中国工业电器行业产销量最大的企业之一，拥有国内外各种专利数百项；飞跃集团则成了中国最大的缝纫机生产和出口基地，产品销往世界上的12 7个国家和地区。

　　在流通领域，政府“无为而治”使得80年代初期的义乌街头被小商品堵得水泄不通，继而又“顺水推舟”搭个大棚把这些地摊都收归在一起，义乌小商品城也就在那个时期诞生了。“义乌市场是中国的驰名商标。”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日前在考察义乌时说。而到“十五”期末，浙江共有商品交易市场4008个，其中年成交额超亿元市场556个，超10亿元120个，超100亿元10个。

　　体制机制的优势对浙江发展作用显著。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姚作汀指出：“浙江积极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在全国率先推进了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市场流通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承包土地流转机制改革、就业保障制度改革等，争创了发展的优势，赢得了发展的先机，为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今年年初，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课题组根据所有制结构、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发育情况、体制活力与外向程度四个方面，选取16项指标构筑了一个评价体系，对全国30个省市区市场化的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在2000年和20 05年，浙江省市场化水平均居全国第一位。

　　经过近30年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浙江区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从根本上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2006年浙江省人均GDP达到了3975美元。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周边省市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浙江的体制机制领先优势已经出现弱化的趋势。面对“先发优势” 不再，姚作汀副主任认为，如何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营造发展新机遇，是当前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大问题。

　　浙江台州的民营经济发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草根金融”的大力支持—这个地级市目前拥有三家地方性银行，主要就是面向中小企业的创业型贷款。其中民营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日前的存款额已经超出100亿元。而他们的存在也相当程度上引起了包括当地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浙江其他地区金融机构的效仿。

　　安吉县峰晖竹木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三级肢残人梁瑞荣，日前高兴地拿到了一张红色的“授信卡”，他可以凭此“ 授信卡”向县信用联社一次贷款700万元。这张“授信卡”犹如一场“及时雨”，为正在二次创业急需资金的梁瑞荣解了燃眉之急。为扶持更多的人创业，今年以来，安吉县已向身患残疾的创业者发放“信贷大餐”1065万元。该县2万多残疾人，在各级政府及社会的关心、扶持下，闯出了一番属于自己的创业天地，走上了致富大道。嘉兴制定了《嘉兴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村住房抵押借款、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尝试建立农民以农村自住房抵押获得贷款的渠道，解决农民在发展农业生产、从事家庭工业和个体经营的启动资金问题，促进农民自主创业。

　　在鼓励企业创新方面，2006年，浙江省财政新增科技经费4亿元以上，这使得浙江省科技专项资金投入创造新的纪录—突破7亿元大关。而各地(市)的积极性更是高涨。宁波市今年6月开始的《宁波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中作出规定，宁波科技计划项目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三类，将分别得到额度不等的市本级财政科技经费资助。其中列入重大项目的工业类项目，将获得100万元以上的经费资助；农业类项目则在50万元以上。温州市今年出台政策，温州市范围内的企业，其相关技术开发费，允许在应纳税费中减免全额开发费的基础上，再加计50％予以抵扣，即一家企业投入 100万元搞创新开发，可按150万元从应纳所得税中抵扣。

　　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30年，就是一部创新创业的历史。而省党代会以后，浙江全省围绕创新创业，普遍强化了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持，积极增创体制机制的新优势。

　　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浙江吉奥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缪雪中说：“我是2003年6月开始回到家乡路桥投资的，14个月后，我们的产品就在中国内地以及其他5个国家开始销售，这样的速度在中国汽车业应该算是奇迹了，原因是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台州当地的汽车生产配套能力。但现在困惑我的是土地的制约，这个瓶颈不是靠企业自身能解决的。”这家企业的困扰也是整个浙江省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资源要素的先天不足，让今天的浙江越来越感到了压力。

　　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当富有创业精神的浙江人民的热情被再次激起时，空间已经十分有限的客观现实对浙江各级党委政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浙江创新创业的新平台在哪里？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宗和认为，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历来把“走出去”作为经济发展实现突破的一个重要方面，浙江的明天还是要继续完善并壮大这种“无区域经济”模式。

　　在国内市场上，“波导”、“美特斯?邦威”等一批浙江企业成为销售网络建设最为成功的国内企业之一；奥康集团利用重庆的劳动力和巨大市场，联合其他浙江企业投资10亿元“复制”了一个“温州鞋都”；“宁波东睦”一年之内在天津、山西、广东等地实施了一连串的跨地区并购。

　　在国际市场上，浙江企业也从过去以贸易代表处、专业市场为代表的传统“走出去”形式发展到在境外建立生产基地、设立研发中心、海外并购、海外上市等多种新形式，境外投资企业数和投资额逐年上升。“万向”、“华立”的跨国并购令浙江企业名声大作；温州的“哈杉”收购意大利WILSON制鞋企业；“瑞立”借壳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开始用全球视野配置资源。

　　在壮大“无区域经济”过程中，浙江的许多企业也悄悄开始转型，走向贴牌生产、外包加工、委托生产的“虚拟经营 ”之路。特别是浙江的服装产业，其中温州休闲服装行业中的美特斯?邦威、高邦、森马等知名品牌企业都采用这种“借鸡生蛋”的办法，实行无工厂的贴牌生产，建立自己的虚拟生产体系，目前温州服装行业在外地贴牌生产业务量超过100亿元。

　　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调查，浙江省在外工业企业年产值合计超过1500亿元，如果这些企业全部在浙江，以每亩产出100万元计，至少要占用15万亩土地；以每100万元产值耗电四万千瓦时计，至少要耗电60亿千瓦时。实践证明，通过“走出去”发展的外部资源弥补了浙江省在要素供给和环境承载力上的“软肋”，突破瓶颈制约，有效地强化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而且还能为浙江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升产业层次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

　　当然，浙江本地的平台打造更是促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因素。2006年和2007年，并称为浙江省“三大陆海对接工程”的温州半岛工程、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和宁波跨舟山的金塘大桥工程成为浙江实现跨江(海)发展的重大标志性事件。温州的半岛工程去年通车，围涂造地将使温州城市空间东延60公里，新增包括洞头诸岛在内的2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发展领域，使温州“长大”两倍，有效地解决温州土地紧缺的问题。

　　台州正在开展由“内陆时代”迈向“陆海联动时代”的发展部署，规划了100多平方公里的沿海产业带，发展临港现代大工业和先进制造业。台州市委书记张鸿铭告诉记者：“台州的目标是再造一个‘海上台州’”。

　　省党代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任务对浙江拓展发展空间影响巨大。目前，伴随着这些工程的开展，浙江省的环杭州湾产业带、温台沿海产业带、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带，正成为浙江新增发展空间和转变增长方式的焦点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旨在扩展浙江发展新空间的规划和建设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

　　打造新的增长模式

　　“2006年，浙江嘉兴市的人均GDP达到了5030美元，投资率已连续多年保持在60％左右，继续扩大投资的空间已十分有限。”嘉兴市长陈德荣说，“在空间受限和环境容量日趋饱和的情况下，延续传统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为此，需要要从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扎实推进创新创业。”

　　浙江省党代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自主创新是浙江经济又好又快的核心战略”。确实，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是浙江实现新一轮创新创业的重要增长极，但是，不论是新拓展的“增量”，还是已有发展平台的“存量”，都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强化自主创新，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近年来，浙江省创新载体的发展速度和创新成果的转化能力十分惊人。为了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增长方式，浙江省积极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来实现其一直注重的“腾笼换鸟”工程，通过这些创新载体为经济发展换来了“科技好鸟”。

　　据浙江省科技厅的统计，浙江已累计引进中科院、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美国加州纳米技术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机械科学研究院、诺基亚、三星、阿尔卡特、西门子等国内外大院名校、大企业在该省共建各类创新载体258家，其中与国外、境外共建的14家，中央部委在浙科研机构30家。此外，在浙江省科技厅的网站上，还公开了11家民办的科研机构，而类似的“草根科研机构”的实际数量远不止这些。

　　在诸暨大塘镇，通过袜机维修积累了高超技术的顾伯生，带领几十名维修技术人员，给即将“寿终正寝”的老设备加个机顶盒大小的控制箱，就能实现袜机的电脑升级，使得其功效达到价值十多万的进口电脑提花机水平。顾伯生还被聘为大唐袜业研究所所长，极大地推动了袜业产业的升级。

　　在温岭泽国镇，集聚着3000多家泵业企业，年产值120多亿元，被称为“中国水泵之乡”。但企业以往产品设计主要靠仿制，由于缺少科技的支撑，很多企业连产品是否合格也要送到上海检测。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促使了民营研究机构—温岭先导电机技术研究所的诞生。这个民营机构背靠大院大所，立足地方产业，凭借着灵活的机制，200 6年1月的数据显示这家民营科研机构已为680多家企业当上了“技术保姆”。

　　这些技术力量主要是集中在近年暴发的。刚上任不久的台州市代市长陈铁雄透露了一组数据：在刚刚过去的2006 年，台州与大院名校合作新建的各类创新载体28家，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2家、省级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3家。

　　与此同时，浙江省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的突破口来抓。专家认为，过去，资源小省浙江在全国多数地区还被旧体制困扰时，用自身体制优势掩盖了资源先天不足的缺陷。而目前全国各地的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逐步与浙江并驾齐驱，提高了要素稀缺程度，面对浙江高增长与高消耗的经济，原来隐藏的资源要素缺乏的矛盾日益突出。浙江省副省长金德水在多种场合表示，“节能降耗是浙江无法绕过的坎，节能降耗是现实所逼”。

　　政府推动是节能降耗的重要保障。浙江省去年下发了《关于加强节能降耗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对项目和企业节能降耗管理，要求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年耗能超过3000吨标准煤或年用电量超过300万千瓦时新建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步设计必须包括符合节能要求的内容，提交节能篇报告；加快节能降耗的机制建设，特别是建立了有利于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促进存量资产盘活的退出机制；同时在加强节能降耗技术开发和应用，制定节能降耗激励政策和发挥企业节能降耗的主体作用等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浙江台州是我国原料药产业的集群地，记者在台州市采访中发现，几年前台州的医化企业总数是625家，在节能降耗等环保政策下，现在已缩减为200多家。“而且这个数据仍然是动态的缩小过程，今后在台州，有能力治理“三废”、能够代表本地医药企业先进水平的医化企业才能保留下来发展。”台州市经委主任张锐敏说。

　　在浙江省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役中，可喜的是这并不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也使得企业的主动性得到大大加强。上市公司浙江海正药业2006年的产值比2005年增长近11%，能源费用支出却下降了近11% ，综合耗能下降19％，生产成本下降额达到1.86亿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海正药业董事长白骅告诉记者：“这接近海正药业2006年的净利润了。”白骅今年在企业里多次向员工灌输：“利润，也是靠省出来的。”

　　建设新的政府服务

　　舟山是“中国渔都”，消费者都知道舟山的海鲜很有特色，但是在3年前，舟山没有一个集体商标，更没有一件驰名商标。为摆脱这种窘境，使舟山海水产品打出特色招牌，该市从2004年开始创建全国无先例的海水产品商标品牌基地建设。政府连续两年将浙江海水产品商标品牌基地建设列入市政府当年实事项目，拨付专项经费扶持。市工商局积极发挥品牌助动作用，组织工商干部深入企业、渔村，宣传提高品牌意识，发动广大渔业合作社、涉渔企业积极申请商标注册，全市海水产品注册商标数量迅速增长。

　　目前，舟山共有涉渔产品注册商标400余件。其中驰名商标1件，省著名商标20件，市著名商标17件。同时，在舟山市工商部门的商标逐级培育数据库中，10家企业海水产品商标已列入争取申报驰名商标的第一梯队，有36家企业产品商标列入省著名商标申报梯队，40家企业产品商标纳入市著名商标培育范围。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舟山特色、有较强竞争优势的海水产品品牌集群。

　　显然，在舟山的海产品品牌建设中，政府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研究员认为，浙江经济体制改革是坚定不移以市场为取向的，浙江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始终围绕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经过改革，浙江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实现了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微观干预转向宏观调控与统筹发展、从国有经济管理为重点转向全社会管理等三大转变。

　　过去在温州，不少干部常用“无为而治”来形容他们的执政哲学。这种冒风险的政府角色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无限机会与空间，但随着国家诸多发展经济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与明确，“无为而治”的执政理念也开始受到挑战。

　　“实际上，浙江的发展实践证明，改革开放28年来，浙江政府绝对不是无为而治。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民间自发的力量，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市场活力。浙江成功的真正奥秘在于：把社会的自发力量与自觉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把市场的活力与政府的科学规划、有效调控结合起来。一句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就了浙江奇迹。”房宁研究员说。

　　调研资料显示，浙江从党的十五大以来，先后进行了四轮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大大缩小了直接管理的行政审批范围。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促进了政府机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1978年至2000年，浙江省政府的相对规模缩小了约5 0%。

　　在坚决转向市场经济的同时，浙江省委省政府重新定位政府职责，重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功能，既不是大包大揽，也不是“无为而治”。房宁研究员针对浙江政府的角色演变指出：“转变职能，服务有为”，是浙江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特点。这就是浙江各级领导干部常提起的“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要到位”。

　　面对新一轮的创新创业热潮，浙江省发改委姚作汀副主任建议说，浙江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来推动“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战略思路的实践。他认为，下一步应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探索理顺政府职能的改革，稳步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改革。

　　民间的首创精神带来了市场化之路，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又自觉地实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有理解相信，“服务有为”的政府职能建设，将使浙江经济的活力更加持久不衰。

来源：中华纺织网责任编辑：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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