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代购印度仿制抗癌药被刑拘的深圳李氏夫妇，目前已被取保候审，等待着未知的法律惩罚。
8月19日警方将李某某带走时，在他的办公室和住所查获30余盒印度仿制抗癌药。一同因涉嫌销售假药被刑拘的还有李妻，她是某通讯公司长期驻印度员工，负责在印度购买仿制药，交由丈夫在淘宝销售。
李氏夫妇并非因代购仿制抗癌药被刑拘的第一例。2011年，深圳某知名企业派驻印度员工何某被抓获时，其淘宝账号已经累计收取了28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药物，按假药论处。尽管印度仿制抗癌药的药效没有在其他国家得到权威认证，然而，巨大的差价、求生的欲望让代购这条快捷途径显得颇受欢迎。
在对印度仿制药诸多议论之后，最终，人们回归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内地的进口抗癌药为什么这么贵？
平价“印度版”走俏
尽管内地医生不愿公开评论印度仿制抗癌药疗效，私下“指点”病人并不鲜见
2012年6月，北京人戚书芸（化名）的母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经历两次不算成功的化疗后，健康每况愈下。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医生建议服用易瑞沙，英国专利靶向药物，每粒550元，1天1粒，一个月需花费16500元。
根据维基百科词条，靶向药物可作用于致癌及肿瘤生长所必需的特定分子靶点，从而阻止癌细胞的生长。它不会像传统化疗药物一样，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破坏正常组织的细胞，攻击目标性很强，可以单独或者与化疗联合用于晚期癌症患者。李某某代购的印度仿制药，也属于靶向药物。
尽管靶向药物被称为“目前最先进的用于治疗癌症的药物”，然而，它的疗效并没有得到医学界的一致认可。此前，医学博士胡育新公开发文称，靶向药物“价格高得离谱且疗效不稳定，以我国的国情而论，显然不宜普遍推广。”
香港玛丽医院内科部医生何重文则告诉南都记者，对于肺癌患者来说，最好的方式是手术，但手术仅对部分早期肺癌患者有用，而且不幸的是，目前并没有有效的早期筛查手段。
“从效果角度来说，靶向治疗并不属于根治性治疗。但是有了靶向治疗之后，我们确实看到病人延长了生命时间。”何重文说。
为了寻求花费更低的治疗延长母亲的生命，戚书芸在网上找到了价格相对低廉的印度易瑞沙，一盒30粒，代购价在1500-1800元不等。戚书芸的一位飞行员朋友开始帮她从印度定期代购。
在印度，制药公司可以强行仿制专利药。按照国际规则，只有在流行疾病导致了公共健康危机时，一国才可强行仿制，而癌症显然不属于这一范畴。抗肿瘤产品被强制仿制的国际公司接连将印度政府告上法庭，但是全部败诉。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驻印度职员蒋桢桦（化名）在网上兼职代购印度仿制药，他向记者提供了印度当地药房Lindsay Blue Print 9月6日的一张发票，30粒装的印度版易瑞沙在这家药房的售价为4000卢比（约400元）。他会在这个基础上再加30%的提成。
易瑞沙为处方药，也就是说，去药店购买时，必须出示医生开具的处方。而蒋桢桦称，在印度，跟药房老板熟了以后，不提供处方也可以买到药。
同样的情况在香港也有发生。在香港，易瑞沙的专利并未到期，仿制药在公立医院被禁止出售，但在部分社区药房可以买到。南都记者在尖沙咀随机走访了5家药房，同一规格的印度版易瑞沙报价在2700港币（约2160元）至5500港币（约4400元）不等。而在公立医院，英国易瑞沙的售价是一粒500港币（约400元），一瓶约4000元，比内地便宜1500元。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告诉南都记者，在香港药房购买处方药需要向药房的药剂师出示处方，但是很多顾客会绕过药剂师，直接向售货员购买。“香港法律规定，如果看见售货员非法销售处方药而不管，药剂师会被起诉。为了避免这一点，药剂师们都待在药房的办公室。”崔俊明说。而且，部分药店会与私家医生“合作”，只要有私家医生提供处方，药房出售处方药就显得“合法”了。
尽管内地医院的医生不愿公开评论印度仿制药疗效，但是私下里，他们侧面“指点”的情况并不鲜见。深圳卓正医疗诊所医生李陶告诉南都记者，他此前在301医院肿瘤中心工作，遇到家庭经济情况差、求生欲望强的病人咨询是否有便宜一点的药物时，会建议他们去香港购买，或者让在印度的亲戚朋友代购。“如果直接问我们什么地方能买到药，那就直接说不太清楚。”他说。
内地市场竞争性不强？
“药价是体制、医疗卫生制度、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综合决定的，这些东西不能简单砍下去”
今年3月，戚书芸母亲不治离世。戚书芸在银行上班，10个月的时间内，母亲的治疗费用（含药费）共计20万元左右，她出了12万元，那是她的全部积蓄。
根据《2012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我国每年因癌症死亡的病例达270万，占死亡总数的13%.其中，恶性肿瘤发病率最高、死亡率最高的均为肺癌。
肺癌患者再熟悉不过的易瑞沙，其厂家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2012年的财务报表显示，易瑞沙全球销售额为6.11亿美元（约37亿元），其中中国市场的销售额约为8亿元，中国市场占有率为全球市场的21.6%.
印度版易瑞沙的生产商Natco公司，其销售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员工告诉南都记者，Natco公司所有的仿制药均只在印度销售，以易瑞沙为例，Natco公司花了三年时间仿制出该药，研发成本在50万-100万美元之间，年销售额在500万美元左右。这意味着，仿制药的成本收回费时并不长。
“中国是仿制大国，但是创新能力不强，中国市场几乎没有靶向药物的仿制药，构不成竞争，靶向药物的药价自然降不下来。”国内某部门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人士称。
然而，在戚书芸母亲确诊后的后期，医生建议过服用一种“疗效类似”的国产药，该药一盒21粒，售价3080元，一个月需花费12320元，一个疗程比易瑞沙便宜4180元。该药被称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小分子靶向抗癌药”。
“药价是体制、医疗卫生制度、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综合决定的，这些东西不能简单砍下去，砍下去一定会出事，市场的使用和供应都会出现问题。”某部门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人士说。
此前，罗氏制药生产的注射用头孢曲松钠曾被降价40%.头孢曲松钠为原研药，也就是在中国市场过了专利期的专利药。专利期过后，中国市场便出现了几十家药价不等的仿制药。以2010年安徽省的招标价为例，罗氏生产的头孢曲松钠中标价为78元，山东润泽生产的头孢曲松钠中标价则为1.25元。
“强行降价后，医药公司说，你再降价我就不卖了，医生也过来说，你不能把人家给降死，国产的没用，我们就要用这个药。”接近药品定价的一位人士告诉南都记者。
而在肿瘤病房，病情越是晚期，求生的欲望越是强烈，对于抗癌药寄予的期望越大，医生甚至不敢直接告诉病人已经没有治疗手段了。北京肿瘤医院一位医生告诉南都记者，对于晚期病人，医生会给他们开一些中药，“完全是心理安慰。”
漫长审批和单独定价
进口药品在内地上市必须重新临床试验成为“研发成本的一部分”，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对抗癌药赫塞汀、易瑞沙等做出最高限价
一位接近药品定价的人士告诉南都记者，内地药品定价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定价（如疫苗），一类是市场调节，另一类是政府指导价，形式为最高零售价限价，包括统一定价和单独定价，而专利药都属于单独定价。目前市场流通的8000多种药品中，3000种左右的药品属于政府定价。
据《人民日报》8月报道，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公司一位负责人向他们表示，该公司生产的抗癌药赫塞汀内地销售价格经国家发改委批准。而相关人士却表示，赫赛汀是自主定价，无需发改委批准，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罗氏制药传播部的确认。
赫塞汀是靶向治疗药物的一种，用于治疗部分胃癌、乳腺癌。440毫克的赫塞汀在内地售价24500元，香港约15200元，美国约24400元，其中，内地与香港的差价约9300元，与发达国家中药价最高的美国的差价是100元。
但值得一提的是，有关部门搜集的一份同规格的同种药在世界各地的售价表显示，中国内地并不在所有品种的价格榜首。
按照定价分类推断，赫塞汀属于单独定价，那么就要受到最高零售价的限制。而该内部人士称，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对部分药物作出最高限价，赫塞汀和易瑞沙都属此类。
1998年，赫塞汀在美国批准上市，4年后，中国批准其上市。我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进口药品上市前必须进行临床试验。也就是说，一种已经在国外做过临床试验、已经审批上市的药物，还要在中国内地重新临床试验，而仅从申请临床试验到获批，就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医生何重文认为从人种角度考虑，这种做法可以理解。李陶介绍，这个过程是可以通过中国患者及时参加国家临床试验等方法缩短的。罗氏公司亚太区注册总监吕玉真告诉南都记者，一种靶向药物在中国内地做完三期试验后，距离上市短则两三年，长则七八年。
医药公司为上市欧美市场所做的全球临床试验中，有时会包括亚洲人种。但即使这样，在中国内地上市所需的临床试验还是不可避免。“我们非常想在全球试验中包含更多的中国病例，这样可以加速上市，但是欧美审批临床需三个月左右，而中国可能需要两年，等批完试验都做好了。”吕玉真说。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沟通部总监左玉增告诉南都记者，临床试验的费用是药价成本的一部分。“中国内地要求的临床试验是药物全球研发成本的一部分，尽管只占一小部分，但全球成本也会相应增加。”吕玉真说。
吕玉真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甚至2000年初，有些进口药品在中国内地注册并不需要再次进行临床试验，只要提供在欧美通过的临床试验结果即可。而之后，审批时间却越来越长。
“科学谨慎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新药在中国内地上市的时间也被滞后了，两者需要一个平衡点。”他评价道。
“有时我们刻意让外资公司来中国内地做临床研究，因为这是全部免费的，老百姓能受益几个是几个，其实有时候这是不需要的，因为很多药我们的病人都从国外购药试用过了。”北京肿瘤医院主任医师张晓东说。
药品注册在内地耗时漫长，成为患者赴港购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香港，医药公司只需给卫生局提供已上市国开具的证明，最多一年即可通过审批。
“制度成本一定会加上去”
17%增值税，经销商多重溢价，医院10%-15%药品加价和看不见的暗回扣
时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总裁萧滋杰（Jeff Schultz），2008年底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内地药价高是因为医院15%的药品加价，流通领域70%的加价以及征收的17%的增值税。
尽管流通领域70%的加价不是固定值，按照现RDPAC沟通部总监左玉增的说法，“流通部分70%的加价只是一个范围”，因为“要经过好几道经销商”。
国药控股一位员工透露，制药巨头的物流和商务费用占药价的7%-8%，其中物流费约2%.涉及的经销商一般在3道左右，每道经销商溢价5%-7%，在最后一道程序，也就是最后一级经销商到医院的链条上，会溢价7%-8%.
吕玉真告诉南都记者，一种进口抗癌药物的研发成本需要10亿美元左右。从成千上万种化合物中发现合适的到上市，仅在美国，就需要10-14年的时间。上市后，每年还需缴纳专利保护费。
而在中国内地，接近药品定价的一位人士说，“中国内地比较特别，有制度成本，只要你不改它，它一定会加到药价上去。”
中国内地药品的增值税率为17%，高于欧洲各国的平均值8.8%.英国（前提为药店购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增值税均为0%，在增值税率为25%的瑞典，对药品也进行了减让，瑞典药品增值税为0%.
按照规定，内地医院还可在实际购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0-15%.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赫塞汀的中标价为21613元，零售价为24854.9元，加价了15%.每卖出一盒赫塞汀，医院可盈利3242元，也就是说，成本越高，医院盈利越大。
“如果把15%的药品加成拿走，好多医院都活不了，因为政府只给医院5%的财政支出。以药养医是政府的问题，不是医院的问题，也不是医生的问题。”张晓东说。
15%的价格是明的回扣，而在实际操作中，暗的回扣也时有发生。先后在默克（德国制药公司）和诺华（瑞士制药公司）做过医药代表的阮步雯（化名）告诉南都记者，在和医生的接触中，有小部分医生会直接问她有没有回扣。“我听说有的人会这么做，但我从来都说没有。”
阿斯利康2012年年报称，该公司正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不正当行为进行调查，包括销售行为、内部管控、部分经销商、与医护人员及政府官员的交往等。
“国外的公司要好一点，国内的很多公司会明目张胆给10-20%的回扣，通过现金或转账的方式直接给医生。”胡育新说。
作为医药代表，阮步雯在诺华负责某药物时，每个月有七八千元的推广费，她称自己主要用来开针对某种疾病的科室会议。“会给主讲的1-3名医生一些劳务费，具体根据医生级别和讲课质量定，讲得深入的，讲课费会在2000-3000元，讲得一般的给1000元。”
学术是连接医药公司和医院的一条纽带。一位参加了2012年美国肝病年会的人士告诉南都记者，去年罗氏制药组织了五六十名医生去美国参会，但是罗氏有规定，不能安排入住带温泉、度假等字眼的酒店，行程也只能限制在会议地点。
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的“医药贿赂”事件6月曝光后，“学术会议”也成了敏感字眼。诺华制药公关部一位人士告诉南都记者，现在邀请医生参加学术会议，医生都不敢参加。
相比内地进口药需要走过的层层通道，除了没有增值税，香港的诸多加价部分也不存在。何重文告诉南都记者，香港公立医院的药物都由医院管理局统一向厂家采购，在医院按原价销售，“批量采购的价格是可以商议的，此外，若药物具可替代性，价格也肯定会下降。”
中国内地比较特别，有制度成本，只要你不改它，它一定会加到药价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