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应对危机可能产生的经济骤冷情况，我国政府采取了大量有力的刺激措施，从短期效果来说可谓成效显著。但是从政策的有效期来看，当前的刺激政策大都是暂时性的。

　　在经济突然变冷的时候，政府所采取的逆增长的操作肯定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方向已经开始转变了，那政府就不应该再进行过度的干预。另一方面，政府 的干预也不应该深入到结构，这些是市场的事，政府实际上掌握总量就可以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在的结构性措施还是比较多，有形之手干预了很多的具体结构 上的事情，特别是有的地方政府搞了一轮“国进民退”，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虽然说不是中央政府的意愿，但地方政府的这种普遍行为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 些负面的影响。在政策刺激内需的过程中，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需要有机结合。

　　从刺激内需的总体效果上看，今年的投资大幅增长，但是消费增长有限，目前消费增长达到15%左右，与以往相比也只是增加了3个百分点，随后可能是消费率下降。新一轮投资的开展意味着未来将产生新一轮的产能过剩。

　　当前，我们一方面在压过剩产能，也就是压供给，另一方面是刺激消费，就是把需求这一头拉上来。在目前供给和需求失衡的情况下，我们希望通过压产 能让供给增长慢一点，刺激消费让需求增长快一点，经济失衡的状况一定程度能够纠正过来。但是我国产能过剩的矛盾根源在于分配不均。2005年，国内11个 行业产能过剩，现在已经增加到了17个，而且还会有更多的过剩行业出现。对于过剩的产能，怎么压也压不住，因为在分配当中储蓄大、消费少，这自然就放大投 资和政策的能力，所以如果要绕过分配环节去解决过剩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要切实扩大内需，从根本上需要解决老百姓有钱不敢花和无钱可花的问题。要实现内需增长由政策刺激转向自主性增长，政府的长期措施就应着眼于解决分配矛盾。

　　解决分配矛盾有两条渠道可行：

　　一是通过收入分配调整，比如说向富人多征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等，以此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但是如果现在调整分配关系，会让那些 本来就担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投资者干脆不投资就跑了。此外，现在很多集团之间利益错综复杂，要想把这些利益关系理顺并不容易，所以当下走通过收入分配缩 小收入差距的道路很难，不能很快见效，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初次分配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既保证生产所需的投资增长，也顾及生产 者的积极性。

　　二是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这才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这也是解决分配矛盾的主要途径。在推进城市化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 做。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困难、问题数不清，但是全部的事情都有一个轻重缓急，现在内需增长缺乏持久动力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化建设滞后。

　　一方面，中国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而这个差距主要体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差距相差最大的时候达到70%，现在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 3.3倍。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大概是1:1.7，我们是1:3.3，这个差距比别国大得多。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居民之间， 包括城里的居民和居民之间以及农村的居民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就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两方面的差距共同构成了目前收入差距的现状。在两方面差距 中，城乡是大头，占到整个差距的60%，从这一点上来说，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需要从解决城乡差距入手。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面对产能过剩的难题，但这个过剩是相对的。比如人们常说的钢铁过剩，我们现在人均才500公斤钢铁，而完成工业化需要人均一吨钢铁。之所以我们到了500公斤就过剩了，主要原因还在于工业化太超前，而城市化太滞后，存在着大量的低收入人口。

　　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3000美元，经济总产出去年人均是3300美元，这也是一个工业化程度的标志了。但是工业化生产的东西主要 是给城市人用的，农村的自然经济其不要工业化也一样生活得很好。工业化所生产的东西都是提供给城市人消费，城市化的滞后严重抑制了消费的级别。

　　目前在我国有九亿多农民，九亿农民去年家庭人均纯收入是最高691美元，还不到700美元，这样的生产能力怎么能保障每个人都达到3300美元的生活水平呢？农村总体人口的消费水平不到700美元，这样就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供给过剩。

　　虽然现在城市里有一亿多农民工，但是他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都不是城市化的，他们是在城市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然后把打工挣来的钱寄回农村。这一群体也没法真正融入到城市消费中来。所以说现在最迫切需要推进的工作就是要推进城市化